声音刘正成再四问尹吉男的书法误区

刘正成再四问：尹吉男的书法误区在哪里？

——关于对《贵族、文官、平民与书画传承》置疑回复的回复

■刘正成

　　我在网上看到尹吉男题为《贵族、文官、平民与书画传承》（以下引文不另标注）一文及来自美国的池鱼网友的置疑，我也觉得其中许多关于书法史的说法确实有问题，便在手机　　一、关于社会变迁中书法文化的微观生态

　　“尹文”说：“整个两宋时期的文官，他们都是根据阁帖来学书法的。”原因是“他们家还没那么有钱，收藏不到真迹”。这里所谓的“文官”，在余英时先生的专著里似乎可以对应的一个词叫“士”1。余英时与陈寅恪先生历史观是一致的，即指有出身寒族的政府官员。到了北宋时代，贵族社会解体了，贵族与寒族“同治天下”2的时代真正开始了，但并非所有的“文官”皆为寒族。同样，并非所有的“文官”“他们家还没那么有钱，收藏不到真迹”。“尹文”所持的关于“文官”的宏观结论看似有理，但忽略了社会变迁的复杂性，未对微观具体的社会环境进行个案考察取证，这种结论纯属信口开河。我在　　尹吉男在回复中对关于眉州石扬休和铜山三苏的考证，正好证明宋代的文官也可能是家里有钱有书画收藏的，他们也是能看到“真迹”的。文官苏舜钦不仅能看到“真迹”，还可以直接修补“真迹”3。而“尹文”并没有证据证明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苏轼，就绝对没有机会在有钱有收藏的邻居家中看到“真迹”的可能性。“尹文”的回复一文认同“黄庭坚在绍圣中（—）从石扬休家里（应为石扬休的后人）借摹过怀素真迹”，这一史实不仅证明民间收藏的可能性，而且证明长期在开封和中原地区任职的文官如石扬休之收藏品仍保存在远离中原的故里，同时也证明了苏轼看到“真迹”的可能性——不管是从爷爷或孙子辈藏家手中看到。

　　另一方面，从“眉州三苏”与“铜山三苏”这些地域文化范畴的“文官”本身家族渊源与社会经济状况来看，也是相当复杂的。四川古称益州，乃繁华富庶之地，汉唐盛世即有“扬一益二”之誉。王羲之《十七帖》即他写给他的好友、益州刺史周抚的十几封信，表达了东晋时期身居浙中的王羲之对益州繁华的倾慕。其中有《汉时讲堂帖》（图1）云：

　　知有汉时讲堂在，是汉何帝时立此？知画三皇五帝以来备有，画又精妙，甚可观也。彼有能画者不？欲因等取，当可得不？信具告！4

图1王羲之《汉时讲堂帖》

　　宋赵明诚《金石录跋》也记录了这个文翁讲堂。云：

　　右汉周公礼殿记者，今成都府学，有汉时所建旧屋柱皆正方，上狭下阔，此记刻在柱上。灵帝初平五年立，距今盖千年矣，其字画完好可读。当时石刻，在者往往磨灭。此记托于庑楹，乃与金石争寿亦异矣！5

　　从东晋王羲之到北宋赵明诚，在他们的文献中均提到东汉文翁讲堂中蔡邕、钟会等汉魏名贤之书，并提到“画三皇五帝”的“精妙”之画，足可见这“讲堂”中的书画遗存在当时中国境内是有广泛名声的。这个文翁石室遗址现今俱在并建有著名的石室中学。中国古代的第一所画院就是唐末的西蜀画院，后蜀孟昶又将之改名为翰林图书院，由翰林待诏蜀人黄筌权院事。后唐应顺元年（年），孟知祥在成都建都称帝，国号蜀，史称“后蜀”。孟知祥之子孟昶早、中期颇能励精图治，境内很少发生战争，是五代时期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地区，维持了近三十年和平。这一时期，蜀中成为中原战乱中的避难所。北宋时黄休复又著《益州名画记》著录，当时书画人物与作品收藏足见繁荣。

　　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怀素《自叙帖》多处盖有五枚骑缝收藏印（图2）：许国后裔、佩六相印之裔、武功之记、四代相印、舜卿。经穆棣先生考证并得到广泛认同，这五方印均为铜山苏氏的递藏印，其“佩六相印之裔”是标榜其苏氏共主战国苏秦的后裔，“武功之记”乃苏易简的收藏印，引证其祖乃唐时从长安迁至铜山的。北宋时，四川有两大“三苏”家族，一是眉州三苏，一是铜山三苏。作为同姓的眉州三苏高祖苏味道在唐时为凤阁侍郎，后贬为眉州刺史，宋元祐年间宰相苏颂曾与苏洵叙宗盟，故有诗曰：“尝论平陵系，吾宗代有人。”6也就是说平陵侯苏建所传三派即“蜀派”苏舜钦、“眉派”苏东坡和“闽派”苏颂是较近的宗亲关系。西汉平陵侯苏建，居长安，葬武功，其后代遂家于此，武功成为苏姓总派系。“尹文”所谓：“再比如苏东坡，他爸虽有名，苏洵，但不是书法家。他爷爷呢？你都不知道是谁，对吧？”欧阳修《苏明允墓志铭》写得很清楚，苏洵其父职方君苏序，生有三子，其兄“曰澹、曰涣，皆以文学举进士”7。作为谱学专家的苏洵《嘉佑集》中有谱例、苏氏族谱、族谱后录上下篇、大宗谱法等专论，其在《苏氏族谱》8里也写得明明白白：苏东坡的爷爷叫苏序，他的太爷爷叫苏杲，他的曾祖爷爷叫苏祜，他的高祖爷爷叫苏釿，他的太高祖爷爷叫苏泾，他的眉州始祖爷爷叫苏味道！尹吉男似乎看不起苏东坡的低贱出身，以至于信口雌黄，在演讲中玩弄噱头蒙混年轻学子。调侃一下，尹吉男执教中央美院多年自是名人，试问，有几个同事和学生知道尹教授的父亲、祖父是何许人也？当然要知道其实也很容易，去学校人事处一查不就知道了吗？因此，大众不知道你尹氏来历，并不证明你这人不行吧？

图2怀素《自叙帖》骑缝上的收藏印

　　再说苏易简九世祖苏颋，唐武后时举进士，开元四年（年）为玄宗相，为启“开元之治”作出重要贡献。唐广明年间（—年），农民军攻入长安，僖宗蒙尘，苏易简的高祖苏传素护驾入蜀，苏传素有三个儿子苏捡、苏拯、苏振，幼子苏振留蜀，后为梓州铜山县（今四川中江县广福镇）令，苏振之子苏寓、孙苏协均仕于孟氏小朝廷。苏易简乃苏协之子，于后蜀广政二十一年（年）生于彭州导江县（今四川省都江堰市），逝于宋太宗至道二年（年），后归葬故里，其墓尚在四川绵阳市魏城镇青林沟倒角弯，那是他们铜山苏氏的祖茔。北宋重礼教，按制苏易简之子苏耆还要庐墓三年，也没有文献证明，其孙苏舜钦没有随父回乡给爷爷扫过墓。从唐苏传素入蜀到后蜀、北宋苏易简时代已逾百年，其祖籍在武功，其籍贯在铜山，当然在理。我父亲和我均生于成都，爷爷生于安岳，到今天我的户口簿上籍贯一栏仍然是“四川安岳”，这是依例依法的事。“尹文”称苏舜钦“祖籍四川绵州盐泉，其郡望为陕西武功”，刚隔一代便称“祖籍”，想必会被北宋礼部和三苏爷孙否认。哈！我说的苏舜钦、苏轼这些文官的家族世系与唐时贵族的关联等一系列知识性问题，不是在谱学上给尹氏叫板，只是为了说明在贵族社会解构以后的北宋文官，各有不同的社会与经济状态。“尹文”所称的“整个两宋时期的文官，他们都是根据阁帖来学书法的”，原因是“他们家还没那么有钱，收藏不到真迹”，是一种想当然的形而上学结论，而无视中国古代两千多年家族宗法传统下的微观社会与文化生态实际情况。我注意到尹吉男在他的《回复》一文中已悄悄修改为“大部分北宋文官（特别是中小地主）在少小时没有看到高水平的书法真迹”，这一知错即改的态度也是值得肯定的。其实，这一句修改后的话别说放在北宋，即使放在唐代也是对的。

　　二、关于陆柬之《文赋》与苏黄米蔡的“二王传承”

　　“尹文”在讲到从贵族向文官的社会转变中，书法笔法的“非遗模式”“在宋代已经大规模解体”，也就是说失传了，“在结构的精研上苏黄米蔡都达不到”，并进一步称“比如说唐朝跟宋朝是平行的两个国家，他们做一个对抗赛，大宋国出了苏黄米蔡，作为国家队代表，唐朝不用派更多人，唐朝只派陆柬之一个人就够了”。

　　甚至还宣称“南京有一个书法家叫孙晓云，写了一本非常好的书，叫《书法有法》，破解了贵族时代这个笔法是什么东西”。我就纳了闷了：就因为不能父子、祖孙口授手传，去唐代贵族时代不过百年的苏黄米蔡都不能“破解”的笔法，怎么会由千年以后当代非贵族的孙晓云“破解”了？难道文学艺术经验“口传心授”的非遗模式都和工匠技师家族一样传子不传女？真是如此固守家族其货可居，欧阳询还著作传授什么《八诀》、什么《三十六法》？虞世南还要撰著《笔髓论》《书旨述》传世？

　　因此，这引申出两个问题：

　　一、怎么评价“尹文”所谓“二王的传人”陆柬之？

　　二、笔法与结构的传承与发展是不是在唐代终结了？

　　本节先谈第一个问题。

　　刚好看到年第10期《中国书画》发表了施锡斌《传陆柬之〈文赋〉真伪考辩》一文，作者从文本内容、避讳、鉴藏印、涂改、题跋诸角度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证，论定此帖是元初人李倜“并不高明的临摹本”，“用笔方式实际上和元代赵氏一脉书法十分契合”，这是当代徐桢立、陈炜湛、启功等人置疑的继续，我认为其文的考证内容及其审美价值判断虽是一家之言，但也不无道理。我和朱关田先生主编的《中国书法全集·欧阳询虞世南》卷把陆柬之和《文赋》附卷收入，也许应该考虑再版时在作品名称前加一个（传）字标注。“施文”认为：此作无作者署名，最早的收藏题跋记录在元代，唯一一方连接唐、元之间四百多年空缺历史的南宋“绍兴”收藏印被李倜印叠压，经论证是一方仿印，其书法艺术水平也在赵孟頫之下。

　　查阅上海书画出版社年版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文赋》诸跋，第一个为《文赋》作跋认定为陆柬之者乃赵孟頫（图3），“赵跋”中并无任何考证依据，只似是而非地主观判断说：“右唐陆柬之《文赋》真迹，唐初善书者称欧、虞、褚、薛，以书法论之，岂在四子下耶？”你仅仅认为它比欧、虞、诸、薛写得好就必是陆柬之？何等荒率武断！李倜二跋反倒更为具体充分。前跋称：“其笔法皆自《兰亭》中来，有全体而不变者。”这只能说明是有人像集摹《兰亭》字迹一样所书写的《文赋》。其后跋则称：“近观《绛帖》有陆书《得告》廿五字，笔法、意韵与此书全不相类。”这恰恰又是认定《文赋》为陆柬之书的负面论据。我认为《文赋》确实如李倜所说是《兰亭》笔法，而“施文”说它在赵孟頫之下可谓见仁见智，但较之冯承素摹本和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诸人的《兰亭》临本，《文赋》步《兰亭》亦步亦趋尚未入化境，其临摹意在点画结构，而不能贯通气息的痕迹可循，其艺术水准并非可以令人信服地判断说：“岂在四子下耶？”自米芾之后，纵观赵孟頫诸帖，他在把握二王形神气息上确实是无出其右者。换句话说，《文赋》起码是一件存疑的作品。试问，自称有丰富鉴定经验的尹吉男是否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仔细看过这件《文赋》，或者还另看过李倜据以临之的《文赋》祖本，然后从真伪鉴定入手，再从风格学视角比类诸家传世名帖，并对上述问题进行过认真的思考，从而得出“苏黄米蔡都达不到”的审美价值判断？

图3赵孟頫跋《文赋》

　　除了“《绛帖》有陆书《得告》廿五字”“全不相类”外，我们没有传世的第二件署名或确认为陆柬之的书迹可以引征，在元以前仅有唐张怀瓘《书断》将其书列入妙、能之间，也就是说评价并不高这样一条依据。

　　陆柬之，吴郡人，官至朝散大夫、太子司议郎，虞世南之甥。少学舅氏，临写所合，亦犹张翼换羲之表奏，蔡邕为平子后身。而晚习二王，尤尚其古。中年之迹，犹有怯懦。总章已后，乃备筋骨。……然工于效仿，劣于独断，以此为少也。隶、行入妙，章草书入能。（一本云：“隶、行、草、章草并入能。”）9

　　张怀瓘的这段文字中有对陆柬之评价的两个关键词：一、晚习二王；二、工于效仿。我们就用这两个关键词针对同样是“晚习二王”“工于效仿”的米芾进行一番比较，看能不能比出谁高谁低。

　　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雷德侯先生有一本书叫《米芾与中国书法的古典传统》10，作者在其第二章第三节《作为临仿家的米芾》中以“文献记载”来观察米芾的临仿事迹，以“风格分析”来论定其艺术水准，值得我们参考。他说：“米芾常常往来于学者和书家之间，临仿私家手中的藏品，这使他有充分的时间研究这些藏品，他自己是一个大书家，非常精于临仿之道。他同时代的人常常把他临仿本误为真迹。以后人们不断发现原来被当成是古典名家的作品不过是米芾的临本，这种混淆直到今天仍然存在。”他所作的这一个论断，是从日本中田勇次郎等编撰的《书道全集》第七卷中的引文得来，而这段引文来自米芾《宝章待访录》中：

　　余临张直清家虞永兴《汝南公主墓志》，浙中好事者以为真，刻石；右军帖尤多。11

　　这就是虞世南传世唯一墨迹《汝南公主墓志》至今存疑的来源。雷教授又引米芾《书史》云：

　　余居苏，与葛藻近居。每见余学临帖，即收去，遂装黏作二十余帖，仿《名画记》所载印记，作一轴装背。一日出示，不觉大笑。葛与江都陈叟友善，遂赠之，君以为真，余借不肯出。今在黄材家。12

　　我翻检上述同一文献，又见米芾临仿二王法帖竟然骗过时人名家的记录：

　　余临大令法帖一巻，在常州士人家，不知何人取作废帖，装背以与沈括。一日林希会章敦、张询及余于甘露寺浄名斋。各出书画，至此帖，余大惊曰：“此芾书也！”沈勃然曰：“某家所收久矣，岂是君书！”芾笑曰：“岂有变主不得认物耶？”

　　雷德侯教授在他的书中细数文献，记录被米芾历年鉴定过的大量王羲之传世墨迹后确定真迹7种：《快雪时晴帖》《稚恭帖》《官奴帖》《笔阵图》《平安帖》《何如帖》《奉橘帖》；在鉴定过王献之11件作品后确定真迹为三种：《送梨帖》《日寒帖》《十二月帖》。故此中所谓“大令法帖一卷”是否就是雷德侯教授所数罗的米芾摹本《中秋帖》《新埭帖》《鹅群帖》等不得而知。在检阅了米芾所临摹的大量晋唐名迹后，他十分感叹地说：“米芾的临摹本也实在太多了！”但他认为米芾是一个学习者，而不是作为谋利之徒，所以他做出一个结论：

　　米芾之所以能超越晋代名家而形成自己的风格，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他善于向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不同书家学习。他七岁起就温习颜真卿的作品，后来又临习唐代其他大师，如柳公权、欧阳询和褚遂良。他学褚最久，由褚转而师法晋代名帖。他也学习碑版及考古发现的书法材料（《宝晋英光集》卷八第四页）。……他的成功之处在于他能将学习过的不同风格综合到自己的风格中去。他说：“人谓吾‘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13

　　上述关于米芾的诸多知识在我们手边的资料中均能查阅到（图4），从我和曹宝麟先生主编的《中国书法全集·米芾》两卷也大多引征过，好些甚至是书法的常识，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述一个外国学者的著述，除了表达一种价值观的客观性外，也重点让大家看到唐与宋的社会变迁中文化的传承状态。尹吉男说陆柬之：“也充分地具有个人性，一眼就能看出来这就是陆柬之的书法。”这句话也似是而非：没有第二件陆柬之传世作品做比照，你这“一眼”的风格判断能为别人认同吗？正如你家的孩子你认识，别人都能“一眼”认出？想法再进一步，举例理解这种所谓“个人性”，它是否类似流行音乐中的声音“辨识度”？如果可以这样比喻的话，辨识度高的声音可以加分，例如“绵羊音”“乌鸦嗓”，有“个人性”，但未必是最好的声音。书法史上这种脱离综合审美因素的所谓“个人性”较高的书法例如宋徽宗、严嵩、乾隆皇帝等，也是一眼能看出，这虽然不无可取之处，但终非上上流。陆柬之时代所传世的公认最好的冯承素摹本《兰亭序》或怀仁《集王圣教序》均是最好的参照物，何况，更多地看到赵孟頫身影的陆柬之《文赋》，不管从用笔、结构技术，还是具有“个人性”的与苏黄米蔡的“擂台赛”中，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陆柬之显然称不上真正的“二王的传人”！对《文赋》一帖可以极而言之说，别拿苏黄米的《寒食帖》《松风阁诗》《苕溪诗帖》这些书法史上的传世极品来比，望尘莫及，连蔡襄的《扈从》《陶生》《暑热》诸帖之二王翰札爽爽风气仍无一能及！

图4米芾《苏太简参政帖》

此帖是米芾为苏太简参政家鉴定书画藏品的记录。

　　注释：

　　1　参见余英时《综述中国思想史上的四次突破》：“我的主题是‘士’的起源及其在春秋、战国几百年间的流变，但顺理成章地延伸到思想的领域。”载于其《中国文化史通释》，OXFORD牛津大学出版社年版第4页。

　　2　参见余英时《综述中国思想史上的四次突破三·回向三代与同治天下》：“宋代‘士’以政治主体自居，他们虽然都寄望于‘得君行道’，但却并不承认自己只是皇帝的‘工具’，而要求与皇帝‘同治天下’。”载于其《中国文化史通释》，OXFORD牛津大学出版社年版第16页。

　　3　参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怀素自叙》之帖首六行乃苏舜卿补临。

　　4　参见刘正成、刘涛主编《中国书法全集·王羲之王献之·汉时讲堂帖》，荣宝斋出版社年版第页。

　　5　宋赵明诚《金石录跋》，载于《四库全书·六艺之一录》卷三十五，钱唐倪涛撰石刻文字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六艺之一录二》影印本第-15页。

　　6　参见颜中其《新编苏氏大族谱·苏汉·苏氏分派原序》,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版第26页。

　　7　参见欧阳修《苏明允墓志铭》，《四库全书》集部，宋吕祖谦编《宋文鉴》卷一百四十。

　　8　参见曾枣庄、金成礼《嘉佑集笺注》第十四卷《苏氏族谱》，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页。并见颜中其《新编苏氏大族谱·眉山苏氏世系图》，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版第20页。

　　9　参见张怀瓘《书断》（出《法书要录》）《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年版第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