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一中瞭望塔◆干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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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文稿，是一位来自武大的历史学帅气学长的硬核历史学干货。
或许你喜欢历史，并准备在理想的大学上选择历史学这门专业，但又对网上相对空泛的介绍感到困惑……
所以今天，给大家呈上这一篇热气腾腾的——社会史相关的研究文章，让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了解一下大学中的专业——历史学~
提及微山湖，在大部分人的心中首先浮现的是《铁道游击队》那首著名的歌曲。“微山湖上静悄悄”，然而苏鲁之间的这片土地，却从来不是承平之区。除了历代的金戈铁马之外，从小听说的，就是两省居民围绕微山湖而发生的种种争端以至械斗。
在父辈的口中，湖区的争端始于省界划分的不公：“因为山东是革命老区，所以说他在北京那边儿就是有好多熟人。后来就是在划分的时候，北京那边儿就把这个整个微山湖都划给了山东。并且规定，水到哪个地方，山东的地盘儿就到哪个地方。但是就是说一到枯水期的时候，那个水位下降的地面露出来了，沛县这边儿的农民呢，就到湖里边儿去种地，种完之后山东人不让收，说这个地是山东的，不让收，后来就年年打年年打。现在地没人种了，也不打了，当然也有政府的协调和管控。”
父辈的讲述符合民间传闻的许多特点，其中诸如阴谋论及博取同情的叙述，并不能尽信。与这一话题相关的研究亦不多见。有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两篇，为张铖所著《明清时期鲁西南地方社会与湖泊变迁》与马国喜所著之《自然灾害与移民冲突--咸丰同治年间苏鲁湖团案》。张文所述较为笼统，与微山湖相关篇幅亦不多，马文对于清末之湖团案考辩较详。另有复旦大学胡其伟所著之博士论文《民国以来沂沭泗流域环境变迁与水利纠纷》，其文于建国后微山湖区域的水利纠纷考证精审，史料翔实，以上诸成果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路径。其它诸多记载见于方志等地方史料。本文并非一篇严肃的论文，因而在此谨简要分析相关材料，庶几能勾勒出百余年来微山湖争端的来龙去脉。
微山湖原为一片沼泽，由于黄河夺泗水，积沙将西南方向地势抬高，故而诸水汇流，形成微山、独山、昭阳、南阳四个湖泊，地理上统称为南四湖。由于黄河在苏鲁豫交界处多次泛滥，明清以来，四湖先后成形[1]，由图中不难看出，在万历十年微山湖尚未出现，至乾隆七年，时修《徐州府志》载：“昭阳湖在县东北八里…有大小二湖…北属滕南属沛。[2]”而到了图中的嘉庆二十五年已成一片巨浸，即今天所见的微山湖。
最初，昭阳湖南岸为江苏所属之沛县与铜山县，北岸为山东所属之鱼台与滕县。至清代微山湖形成之后，则昭阳湖属山东，而微山湖大部属沛，沛县县治在湖西，同时湖东之夏镇亦为沛县属地，而湖中之微山则在滕县辖境之内。
[1]山东微山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微山湖志》，第59-60页，黄河出版社年。
[2]王良斋、石宏村撰：《徐州府志·卷二》，乾隆七年，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图一源自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图二源自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由图中所示不难看出，苏鲁两省微山湖边界犬牙交错十分复杂，加之微山湖水有涨落，而黄河亦在此地区肆虐，县界的迁徙变化也是所在常有，尤其是咸丰元年至十一年，从沛县版图上看起来孤悬一隅的夏镇，竟然作为沛县县城长达十年之久。
而到了民国，广大的湖面亦是分属两省，昭阳湖60%属沛县，微山湖则有70%属沛县，而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共、国、日三方对此地区均有不同的区划，更为错综复杂。由于对敌作战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将徐州分划给了山东与安徽两省，在建国之后，原属于徐州的砀山和萧县因此划归安徽，而微山湖及其东岸的夏镇也被划为山东济宁微山县的治下。连续的政区变迁，更加加剧了这一地区的边界争端。
民国修《沛县志》对此记载颇详。
图三《沛县志》
咸丰元年，黄河决于丰工河口，沛县首当其冲，微山、昭阳两湖漫溢，“居民奔散，不复顾恋[1]”。此次河决受灾，主要在江苏境内，而山东亦有波及。据山东巡抚陈庆偕奏称“此次黄河漫口虽在江苏，运道民田受害深重，全在东境……今自济宁以南至峰县境内，河湖一片，汪洋三百余里，八闸上下，水势尤为溜急。”[2]至咸丰五年，黄河决于兰仪，于是山东士民“掣家转徙徐境”，当时，五年前漫溢的湖水已经半涸为滩涂，山东灾民无处可去，遂在此结庐而居。有司以灾民无以为生，且沛县湖西原住民又逃亡南方，也就默许了此种行为，招民屯垦，谓之“团民”。时苏北正处在太平军与捻军势力之间，团民便持器械以自卫。后铜沛等地的原住民逐渐回乡，看到大水过后，原有田界皆已不存，而原属于自己的土地已为山东移民所开垦，自己反而无田可耕，沛民“有产者恨其霸占，无产者咸抱公愤”，两方争端由此而起。咸丰十年，两厢械斗，沛民“毙团民两人”，而团民报复“毙沛民二十余人”，直至官军出动，“捕斩团民千余人，乃定”[3]。
[1]《中国府县志集成·沛县志·卷16》，江苏古籍出版社年，第页。
[2]转引自李文海等著《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第33页。
[3]《中国府县志集成·沛县志·卷16》，江苏古籍出版社年，第页。
此事由有司上奏以后引起了清廷的重视，早在咸丰七年，湖团一案即有上谕：
都察院奏：……有匪徒唐守忠等，聚众数千，先在江南沛县创立巢穴，又召集赵性伙党，借团练为名，霸种铜、沛、滕县、鱼台等处民田数万项，唐守忠自为团主，并有谋士团头各名目,竖旗置械，焚杀掳抢，屡经呈控，未经查办。如果属实,是该匪等藐法情形，竟与捻匪无异，自应及早查拿，尽法惩办，以除民害而杜乱萌。[1]
[1]《清文宗实录》第卷，中华书局年，第13页。
但很明显，此上谕并没有彻底消弭双方的矛盾。因此同治五年，两江总督曾国藩镇压捻军，驻扎徐州时，奉皇帝之命着手查办湖田案。
图四《徐州府志》
据同治《徐州府志》所载：
在铜山境内有七团：曰刁团，为田五十八项五十八亩有奇。曰睢团，为田七十五项二十七亩有奇，同治四年委员复丈，多出地三十四顷七十五亩零。曰南赵团，为田三十一顷九十亩有奇。四年复丈，多出地二十顷九十亩有奇。曰于团，为田二百九十四项三亩有奇。曰王团,为田六百十八项四十三亩上则地五百七十七项三十亩零。在沛县境者有二团：曰北赵团，为田一百二十五项四十四亩有奇。曰唐团，为田八百二十三项十四亩有奇。五年乙卯六月，河决铜瓦厢，水趋濮、范，支流由菏境双河口侵入赵王河、济河、清水，漫溢县境。是年，邑绅唐守忠、王孚等开垦湖田。其年四月，山东拔贡生王孚呈领唐团边外续出荒地二百五顷八十一亩有奇，案上则纳租缴价，曰北王团。五月，山东举人李凌霄呈领北王团迤西新淤四百余顷，曰新团。又铜山绅士杨忠良承领南赵团复丈所增二十项九亩之地,曰南赵分团,由是团之名凡十。[1]
[1]转引自马国喜：《自然灾害与移民冲突——咸丰同治年间的苏鲁湖团案》，山东大学硕士论文，第21页。
其中，据曾国藩奏折记载，南王团与刁团有“通贼”之举，因此曾国藩将两团团民限期遣回原籍，只将二团的首领治罪。并且，从两团所占的余顷土地中拨出顷作为县学之学田，剩余部分拨还给沛民，从此，其它各团均不再驱逐，所垦土地准其永远为业。对于沛县不断进京上诉要求将团民全部驱逐的“一二刁生”，曾国藩以为，他们仅仅是艳羡团民所占据的肥沃湖田，阴图陷害，因此将此事平息了下去。湖团一案在清代暂时平息。
在前文中提及的马国喜《自然灾害与移民冲突——咸丰同治年间的苏鲁湖团案》一文中，抗战时期的微山湖被描述为“民族矛盾上升为最主要的矛盾，铜沛境内的土客械斗渐趋平息。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政府一方面统一规划，把铜沛土客双方的村庄有意识地组建成一个乡或人民公社，是指加强了解另一方面，进行广泛的思想文化教育，提高人民的素质。此后，铜沛境内的土客双方再没有发生过大的摩擦，两边的隔阂与界限也逐渐消除。[1]”这样的叙述简略而且有着意识形态的色彩，不由让人起疑。
[1]马国喜：《自然灾害与移民冲突——咸丰同治年间的苏鲁湖团案》，山东大学硕士论文，第48页。
诸多版本的地方志中，的确也少有提及民国时期以及抗日战争时期有关湖田争端的叙述。唯一的一条来自《微山湖志》：
民国4年(年)，徐州公益垦务公司程世清从财政部英回沛、铜两县湖田余顷，准备卖予当地群众。遭到原沿湖耕种户的强烈反对，公推代表赴省告状，事端不断发生。至民国6年，经两县士绅从中调停，垦务公司同意將承领的湖田让出，由沛、铜两县群众偿还公闻地价款26万元，公司将从财政部领回的土地执照交给两县，县府按湖田优劣确实价格，由原耕种户出钱承领，并发给执照，其纠纷方告结束。[1]
[1]山东微山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微山湖志》，黄河出版社年，第页。
同时，通过检索相关报刊，亦可发现在年抗战爆发的前夜，湖田争端引发的械斗依然在发生：
《徐北微湖沿岸居民争田械斗》
徐北微湖。今春涸出湖田数十顷。沿湖居民。纷纷抢种。兹有石楼村邓姓巨族，与垒庄权姓大户。争霸湖田。缠讼未决。二十五日晨两姓各聚百数十人。持有刀枪械棒。斗殴数时。邓姓受重伤者五六人。轻伤多人。抬城成讼。[1]
[1]引自《新天津报》，年6月26日第二版。
而在鼎革之初，微山湖中尚有余匪，为了对湖中进行集中管理，便将微山湖与湖东之夏镇划出沛县而成立微山县。其时团民与土民相处日久，已无甚仇怨可言，但如此划界，将湖从沛县治下悉数划出，却最终形成了鲁民与沛民的最终对立。
据现代所修的《沛县志》记载：
从年以来，山东微山县与沛县沿湖地区的群众因湖田、湖产和水利矛盾，不断发生纠纷。至年,共发生纠纷多起，影响较大的有起，其中发展成械斗的27起。在多起械斗中，双方都有伤亡，仅沛县一方受伤群众就达人，死亡16人。因纠纷造成的财产损失难以计算。
大闸事件:年6月,因收割湖麦发生纠纷，导致械斗。沛县大闸大队死亡1人，重伤2人。
中闸事件:年10月，因收割芦苇发生纠纷，导致械斗。沛县中闸大队死亡1人，重伤7人。
店子事件:年10月,因收割芦苇发生纠纷，导致枪战。双方出动数百人次，动用鸭枪、土枪，造成建国以来最大的流血事件。沛县店子大队死亡4人，重伤11人(终生致残3人),轻伤24人。
曹庄事件:年10月，因收割芦苇发生争执，导致械斗。沛县曹庄大队死亡1人，重伤19人，轻伤16人。
赵庙事件:年10月，因收割芦苇发生争执，导致械斗。沛县赵庙大队死亡2人，重伤1人。
赵楼事件:年9月，因查看芦苇发生争执，导致枪战。双方开枪射击，但未造成伤亡。
丰乐事件:年9月,因收割芦苇发生争执，导致械斗。沛县丰乐村死亡1人，受伤2人。
侣楼事件:年9月，因查看芦苇发生争执，导致械斗。沛县侣楼村死亡2人，受伤2人。
鹿口事件:年10月，因收割芦苇发生争执，导致械斗。沛县鹿口村死亡1人，受伤7人。
丰乐事件:年6月，因收割湖麦发生争执，导致械斗。沛县丰乐村死亡3人,重伤6人，轻伤5人。[1]
[1]郑善谆：《沛县志》，中华书局年，第页。
图五民国《沛县志》所载湖团纪事本末
以上记述较之旧县志对于湖团的记载，更多了些许细节，可谓触目惊心。针对如此情形，中央和苏鲁两省及各级政府曾经多次召开会议协商解决，国务院也曾五次下达文件，但都未能彻底解决争端。如年《国务院赴微山湖工作组关于解决微山湖争议问题的第二次报告》中所提出的解决方案：
(一)将在湖产问题上有争议的江苏省沛县所属的杨堂、孙庄、东明村、西平村、六营、曹庄、王庄、大挖工庄、赵楼、赵庙、张庄、信楼、庞孟庄、中挖工庄,共十四个村庄划给山东省微山县管辖。但其地下煤炭资源的开采权仍属江苏省。
(二)沛县的前丰乐、后丰乐、安庄、店子、彭楼、马庄等六个村庄仍属沛县管辖，但这六个村庄的群众不再进入湖区经营湖产，原经营湖产的地段全部无偿交给微山县。
(三)沛县在微山湖经营湖产的其他村庄，应根据近三年经营湖产的实际情况，明确其经营湖产地段的范围。在明确各村庄的经营湖产地段的范围后，如出现插花地段,经双方协商，可适当调整，并树立经营湖产地段范围的标志。[1]
[1]郑善谆：《沛县志》，中华书局年，第页。
不难看出，在湖产分配问题上微山县所得远远超过沛县，这也就造成了今天虽然沛县沿湖土地众多，却几乎没有湖产经营权的尴尬局面。而对于湖西的农民来说，做出这样决策的原因只能归因于一些阴谋论，如文章开头提到的父辈的讲述：“因为山东是革命老区，所以说他在北京那边儿就是有好多熟人。后来就是在划分的时候，北京那边儿就把这个整个微山湖都划给了山东。并且规定，水到哪个地方，山东的地盘儿就到哪个地方。”
整个事件实在引人深思，这本是县域之间农民的争端，却在百年之间，历经三个政权，屡屡上达天听却始终无法彻底地解决。近年来，有关微山湖的争端渐渐成为历史，但是苏鲁边界上的领土争执依然时不时地见诸报端。究其原因如下。
01
首先，黄河改道南流六百余年，某种意义上给下游的苏鲁豫皖四省带来了严重的贫穷和混乱。黄河携带有大量的泥沙，对周边的地形具有极强的改造能力。自黄河南流之后，这一地区原始发展的水系即被打乱，许多河道与湖泊被河沙淤填，如泗水，又因此形成了新的水域，如南四湖。地貌的变迁，不仅影响了政区的划界，更重要的是，黄河泛滥将原有的田庄界碑一概抹平，良田变为沙土，几辈人积攒的财富消弭于无形，而洪水形成的滩涂又会持续数年无法耕种，因此这一地区也往往沦为难民与土匪的渊薮。
02然后，梳理百年来的湖区争端，不难发现矛盾主要集中于晚清湖团案与当代的边界之争。如果说湖团案还能以黄河为罪魁，到了当代，不科学的行政区划也是难辞其咎。湖团案在曾国藩的调停下有了短暂的消停，但导致湖团案发生的根本问题依然没有解决，那就是微山湖区多变的水环境。无论是洪水还是湖水的涨落，都会导致沿岸田地的变化，随时造成新的纠纷。而到了建国后，随着黄河改道日久，而且政局平稳，湖区的水利工程得到完善，造成争端自然因素逐渐消弭。此时微山县的设置却为后来的争端埋下了伏笔。微山县的设置，放大的原有的湖区矛盾，将原本一县之内的问题上升到两市甚至两省之间，交涉处理起来愈加复杂棘手。从上文所引《国务院赴微山湖工作组关于解决微山湖争议问题的第二次报告》可以看出，行政性的县界与生产性的县界是有区分的，但这样的划分对于长期生活在此的农民来说一时难以适应。同时，两地在水利工程的建设维修和使用方面也一直存在分歧，微山湖分为上级湖与下级湖，往往在旱季，上级湖为保证自己用水而不向下级防水，而在汛期，又为了保证己方无虞而向下级湖大量泄洪，于是造成了延续数十年的纠纷乃至械斗。
03
还有，不同于官员，农民有农民的思维方式，在湖区争端这一问题上，各级政府往往会调研、协商、综合各种因素来考量，但是直面冲突的永远是最底层的农民。他们在面对生活来源的威胁时，往往会孤注一掷，加之，鲁南苏北向以民风彪悍而著称，且在当时，微山湖区渔民和民兵均有枪械，双方稍有摩擦，极易演变成械斗。而历任政府，也熟知这一地区的重要性，一旦处置失当，极易衍生出大的骚乱。苏北的徐州，向称战略要地，又是连接京沪的重要站点，而微山湖区，水网密布，芦苇丛生，也是湖匪绝佳的藏身之处。如此，这一地区的历次风波便都会受到重视，但是能否解决，则需要当局者厘清矛盾的根源与发展历程。纵观新中国对此问题的处理可以发现，当局者往往倾向于“多快好省”、一劳永逸地通过一次会议、一次协商解决问题，而并没有考虑到湖区群众对其政策的接纳程度，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造成这些争端事件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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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王亦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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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馨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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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长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