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年，即后五代后唐明宗李嗣源天成元年，也是契丹帝国开国大帝耶律阿保机生命的最后一年。
按说，人之将死，即使英杰一世，也不免有萧索颓唐之感。然而，耶律阿保机却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他曾经说过，自己平生最为念念不忘的有“两事”，去年，完成了一件，而今年又完成了另一件，已经毫无遗憾。
而在完成第二件大事的同时，耶律阿保机还新收了两个宠物，这并不是骏马名犬，也不是契丹人最喜爱的海东青，而是一对夫妇。男的，阿保机赐名乌鲁古，其妻赐名阿里只。
这两个名字，原本是阿保机及其述律皇后所乘的两匹马的名字。而得到马名的这对夫妇可不是优伶之辈，他们是曾经雄霸辽东二百二十九年，被誉为“海东盛国”的渤海国的国王大諲撰与他的王后。
只是，此时渤海国已经被契丹大军征服，曾经的繁荣和强大都已雨打风吹去。大湮譔这位亡国之君也只能屈辱的接受牲畜的名字，以换来苟全性命。
耶律阿保机的“两事”，第一是征服室韦诸部，第二便是要灭亡渤海国。
值得玩味的是，室韦诸部虽然骁勇悍战，毕竟是松散游牧部落，文化落后，但契丹仍要耗费数年，软硬兼施才能将之降服。而渤海国立国久远，文明昌盛，且有强兵十余万，却在契丹铁骑的打击下一个月便灭亡了。
那么，渤海国究竟是什么样的国家，它为何可以以“海东盛国”之名享誉后世，却又如此轻易而屈辱的从历史中消失？
从靺鞨到渤海
如今提到中国东北的历史，人们更多地会想到那里是满洲“龙兴之地”，大清王朝的发源地。再远点，还会想到灭亡北宋的女真大金朝。
而实际上，在金朝之前，东北大地便有多个雄霸一时的民族和国家崛起，创造出极为辉煌的文明，渤海国便是其中耀眼的明星。
目前发现的渤海国遗址，仅在延边州和牡丹江市，便有处之多，分为聚落址、平原城址、山城址、寺庙址、墓葬址、建筑址和其他类型等七类，可谓鳞次栉比。
要说渤海国，便不得不说对中国历史进程影响巨大的高句丽。正是因为对它的征伐，生生拖垮了创造出“开皇之治”的大隋王朝，使得雄心壮志的隋炀帝成为了亡国之君。又使得李氏家族脱颖而出，缔造了灿烂的盛唐时代。
高句丽是一个极为神秘民族，其族源为多过无数学者争论不休。
朝鲜史家坚持高句丽为朝鲜人的祖先，而中国史家则认为其为中国边疆的渔猎民族，与古朝鲜并无关系。而较为折中的说法，认为高句丽是多个民族的融合体，其中既有古老的高夷人、貊人，也有大量的汉人，并随着其崛起建国，更有大量沃沮、肃慎、鲜卑、契丹、百济、新罗等族加入。
高句丽是第一个在东北地区建立霸权的国家，东北地区各个部族要么被其吞并，要么受其控制。这除了其本身的能力之外，还得益于中国魏晋南北朝长期的分裂。
而随着隋朝统一，东亚政治格局要重新洗牌，隋朝作为天朝上国自然要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而高句丽称霸已久，不愿从命，终于导致了隋朝三次东征。
虽然，高句丽顶住了隋朝的征伐，还使得隋朝内部崩溃。但自身实力也遭到重创，霸权不再，这为日后渤海国的兴起创造了基础。
渤海人出身于靺鞨。
靺鞨人是6世纪中叶至10世纪间居住在黑龙江流域包括其支流松花江、乌苏里江沿岸的一个重要的古代部族。根据我国古代文献的记载，其先世在汉至魏晋时期称为挹娄，南北朝时期称为勿吉，隋唐时期称为靺鞨，分为粟末、白山、伯咄、安车骨、号室、拂涅、黑水等七大部，其中以粟末和黑水两部最为强大。
在高句丽称霸之时，靺鞨人都被其所控制，而随着高句丽衰落，靺鞨人也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唐朝初建时，粟末靺鞨派使者到长安表示归顺，唐政府遂册封粟末部首领，使之成为自己在东北地区的一颗钉子。
公元年，唐朝灭亡高句丽，靺鞨的粟末、白山等部向内地迁移，来到了唐朝的营州。营州是唐朝在东北地区设立的唯一内地型府州，也是唐王朝在东北边疆的军政重镇，该地“境连边陕，地接戎藩”，靺鞨人尤其是粟末部在这里接受了唐朝的诸多文化。
公元年，武则天称帝，改唐为周。六年后，居住在营州地区的契丹人因营州都督欺压过甚，在其首领李尽忠、孙万荣的率领下向武周王朝掀起反旗。而粟末靺鞨人则趁机在首领乞乞仲象和乞四比羽的率领下东归，横渡辽水，回到靺鞨故地。
武则天为了避免朝廷腹背受敌，对契丹人强力镇压，而对靺鞨人则予以怀柔，赦免靺鞨人的罪过，封乞四比羽为许国公、乞乞仲象为震国公。
但是，靺鞨人所受营州都督的欺压不比契丹人少，哪里会因一纸敕封而放下武器？乞四比羽、乞乞仲象拒绝了封赦，继续率众同朝廷对抗。武则天见招安无用，便派遣大将军李楷固进行讨伐。
靺鞨人自然不是武周正规军的对手，乞四比羽战死，乞乞仲象在逃亡中死去，两人的部落星散溃逃。所幸，乞乞仲象有一个杰出的儿子大祚荣，在困境之中率领残部击败了周军，并趁势收合乞四比羽的残部以及高句丽遗民，不断扩大势力，占据地势险要的牡丹江上游，稳住阵脚，筑城以居。
公元年，大祚荣建国，沿袭唐朝对乞乞仲象所封的“震国公”爵号，自称“震国王”，建立了“震国”。
大祚荣建国时，仅有“编户十余万”。按当时每户5口人计算，人口在六七十万左右，实在算不得强大。于是武周朝廷便也没有进一步征剿。
到年，唐中宗复位，对靺鞨实行招抚政策，“遣侍御张行岌往招慰之”。大祚荣当初反的是武周，而对李唐毕竟很有感情，于是接受招抚，遣其子大门艺随张行岌入朝为人质，留备宿卫。
这样的表现让唐政府很满意，决定对其进行册封。不过，因为此时唐朝与东突厥交恶，道路阻塞，导致册命延期。
直到唐睿宗即位后，东突厥与唐朝言归于好，道路畅通，靺鞨与朝廷的往来才恢复正常。
公元年，唐使崔忻前往靺鞨，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并以其地为忽汗州，加授大祚荣为忽汗州都督，全权掌管一州事宜。
自此，大祚荣不再自称震国，也去掉靺鞨称号，专称渤海。不过，按照东亚政治秩序，只有受到皇帝的“国王”册封才算合法国家。而大祚荣仅是“郡王”，这离他建国的期望尚有距离。
公元年，大祚荣在遗憾中去世。他死后42年，公元年，唐肃宗正式“诏以渤海为国”，封大祚荣的孙子大钦茂为国王，渤海国终于成为正式的唐朝藩属国。
虽然没有得到国王册封，但大祚荣及其子大武艺、其孙大钦茂祖孙三代可没有碍于名分放慢建设国家的脚步。
第二代王大武艺继位后,积极北进扩张，“斥之土宇”，经过一系列征服战争，将靺鞨中较大的部落拂涅部等吞并。使渤海国成为海东地区第一强国，“东北诸夷畏臣之”。
其疆土东越绥芬河达沿海地区，东南越图们江，南面逼近朝鲜半岛之大同江一带，西至松花江中下游地区，北部和东北部已抵兴凯湖，乌苏里江中上游地区，甚至东流松花江下游一带也逐渐成为渤海的势力范围。
到大钦茂即位，一改大武艺的扩张政策，开始偃武修文。
大祚荣本就“悦中国风俗,请被冠带”，而且曾“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以后“亦有遣学生入唐,习学之事”，让大量的留学生入唐学习。大钦茂与爷爷一样，极为仰慕唐朝文化，大力效仿。
他改组大祚荣和大武艺时期统治机构简单，带有军政合一性质的政府机构，仿照唐朝的政治制度，建立文官系统，设“三省六部”。
唐朝的三省是中书省、尚书省和门下省，分别掌管起草政令，执行政令和审议政令，而渤海国相对设立中台省、政堂省和宣诏省。唐朝的六部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而渤海国则相应设立忠部、仁部、义部、智部、礼部和信部。
为了推行文治，向唐朝学习，大钦茂将政治中心从旧国（今吉林省敦化市）迁出，仿照唐朝都城长安的规格和形制，建立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省宁安县渤海镇）、东京龙原府（今吉林省珲春市八连城）、中京显德府（今吉林省和龙县西古城）三座都城，以上京龙泉府为首都。
在大武艺的武功和大钦茂的文治下，渤海国蓬勃发展，仅人口来说，便从大祚荣时代的不足百万增加到三百万左右。奠定了日后成为“海东盛国”的基础。
否极泰来称“盛国”
渤海国从大祚荣到大钦茂，祖孙三代近百年的突飞猛进到大钦茂去世后陷入停滞，王族内部内讧频仍，王位更迭频繁，接连六代王都政局不稳。直到第十代王大仁秀即位后，才又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
大仁秀继承了大武艺时代的扩张政策，进行“拓大境宇”，将“海北诸部”，也就是今天兴凯湖以北的各部,包括佛涅部、铁利部、虞娄部纳为渤海编民。此外,衰微了的伯咄、安车骨、号室等部也纳入了渤海国的州县。
至此,渤海国辖境已包括除黑水部以外的靺鞨六部居地和古代著名部族夫余、泼泊、沃沮、挹娄等故地。渤海国成为“地处营州东二千里,南与新罗以尼河为界,东穷海,西界契丹,地方圆五千里,户十余万”的大国，行政区辖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三十余县。
其疆域也达到鼎盛，南界与新罗为邻,达到了泥河及水一带；北界与南室韦及北黑水诸部接壤，达到今东流松花江及黑龙江中游一带；东到今俄罗斯的南滨海地区,至日本海；西北与契丹地相连，至今吉林省农安、梨树、昌图一带；西南方面则达到辽河东岸。
而在“拓大境宇”的同时，大仁秀及其后的大虔晃、大玄锡也没有放松经济文化的建设。
渤海建国前，只有辽东地区以及扶余旧地农业较发达，原高句丽故地的部分地区还处于土田薄瘠，农业不能够自给自足的状态。而渤海国到大仁秀时代，农业地区已经包括东部的三江平原、西部的松嫩平原、南部南海府一带以及中部的中京江河两岸的冲积平原，土地大量得到开发。
在上京龙泉府遗址附近，考古学家曾发掘出土了大量铁铧、铁镰、铁铲、铁锹、铁锸等农具，人们发现，渤海时期的铁制农业生产工具十分先进，例如铁铧由质硬耐磨的生铁铸成，铧身铁厚1.1厘米，净重4.4公斤，铧头呈漫圆形，正面突起中空，后端有三角形穿孔，各边分别为5.5、5.6、6.5厘米，可用在犁具上固定铁铧，这种规格和重量的铁铧，定会需要畜力的牵引方可使用。
这与唐代中原的农具相比也毫不逊色，足见渤海国农业的发达。
甚至，渤海人第一个在东北大地上种植了水稻。年，宁安县文物管理所在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西北郊，发现了一条古代的渠道，同时发现了与之相配套的工程分水堤和退水沟。证明当时渤海人不仅会兴修水利工程，而且掌握了灌溉水稻的技术。
靺鞨本是渔猎民族，在农耕大兴的同时，渔猎作为立身之本也没有放弃。由于渤海临日本海，境内又多大川湖泊，水产十分丰富，为渤海发展渔业提供了天然的良好条件。在渤海故地出土的“鱼钩均为铁质，器长4—7.2厘米。鱼钩钩身剖面通常为圆形，鱼钩尖部带有单面或双面的钩齿。
有这样一种形制的鱼钩，钩的颈部无论是否带有用以固定钩线的刻文线，但都带有压扁的环圈”；有的鱼钩上带有铅坠，“铅坠牢固地卡在钩的颈部，铅坠近似三角形或锥形”，仅在滨海地区的遗址中就发现了4中大小不等的长方形、球缺形、椭圆形的陶质或石质的网坠，其中的大型石质网坠重达70多克，其形制已同近世的铅网坠颇为相近，表明渤海人在捕捞作业方面已使用了大型的网具。
除了农耕和渔猎，渤海的畜牧业、手工业也都极为精湛。《新唐书?渤海传》中记载，渤海国的特产，有“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栅城之豉，扶余之鹿，鄚颉之豕，率宾之马，显州之布，沃州之绵，龙州之绸，位城之铁，卢州之稻，湄沱湖之鲫，丸都之李，乐游之梨”。足见物产丰饶，百业兴旺。
尤其是陶瓷制作，连盛产陶瓷的唐朝，贵族们也都以能得到渤海生产的瓷器为荣。
公元年，渤海国向唐武宗进献“紫瓷盆”，此盆“容量半斛”，十分美观，“内外通莹，其色纯紫”，虽然“厚可寸余”，却“举之则若鸿毛”，唐武宗极为珍视，将之用于修道炼丹的器皿。后来，“王才人掷玉杯，误缺其半菽”，见到紫瓷盆破损，贵为九五之尊的唐武宗心疼不已，“犹叹息久之”。
地域广大、人口繁盛、军力强劲而又文明发达，渤海国终于成为了“海东盛国”。不过，到底在什么时代，渤海国有了“盛国”的美誉，现在学术界还有争论。
魏国忠和朱国忱先生在《渤海史稿》中阐述海东盛国开始于渤海国第十代王大仁秀时期；佟柱臣在《渤海记作者张建章墓志考》中认为始于渤海国第十一代王大彝震时期；日本津田左右吉著作《渤海史考》认为始于渤海国第十二代王大虔晃；金毓黻先生《渤海国志长编》中认为是在第十三代王大玄锡时代。
虽然时代上尚无定论，但可以肯定，大仁秀之后，渤海国已经是诸方承认的海东盛国。
而渤海国也深为自己的强大文明而自豪，公元年，渤海使臣朝见唐昭宗时，认为自己已经是“盛国”，应该在朝觐天子时位序排在新罗之前。唐政府虽然承认渤海实力远超新罗，但认为“国名不分先后，昔不因强弱而称，朝制等威，今岂以盛衰而改”，而决定“宜仍旧贯准此宣誓者”。
渤海国全面学习唐朝典制文化，以至于“车书一家”，在其他国家看来，渤海人与唐人几乎没有区别。在渤海国对外交往的诸多国家中，除了宗主国唐朝，最为频繁紧密的便是日本。
日本虽属于儒家文化圈，却总是自外于东亚政治秩序圈，认为身处日出之域，自称为“日域”或“扶桑”，宣称自己在国际事务中和中国一样处在中央位置。
为了彰显自己大国的威力，他们编造了高句丽曾经是日本朝贡国的旧事，抓住渤海国国书中的漏洞，认为渤海与高句丽之间有继承关系，要求渤海循“高丽旧记”对日本行朝贡之礼，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把渤海称为“高丽”。
而在渤海国与日本交往初期，因为国力不彰，也没有在礼节上过于计较，使得日本的虚荣心获得极大满足。
而到大仁秀之后，渤海国国力勃兴，文化程度极高，风度早已彬彬不逊于中华。日本虽然私下还视渤海国为朝贡国，但也往往把渤海的使节称为“唐客”或“大唐使”，把渤海商人称为“大唐商人”。可见渤海国“唐化”之深。
大争之世“盛国”难续
公元年，曾经谱写了中国古代史中最辉煌乐章的大唐皇朝灭亡了，中国进入了五代十国的大混乱时代。
虽然唐朝从安史之乱后，一直处于衰弱不振的状态，但因为其强大的影响力，不可忽视的软实力以及长期的秩序惯性，唐朝仍是东亚政治秩序的中心，周边的小国仍以唐朝为中心安于各自的地位。
而唐朝灭亡，其后继者五代各朝其实力和威信都根本无力维持东亚秩序，东亚国际秩序也随之瓦解了。心理上的和实力上的稳定核心消失,这一秩序中的各个国家就只能靠自己的力量谋求生存和发展了。
不幸的是，此时的渤海国也已经走过了图强兴革的上升之路，进入了文恬武嬉的承平之世。
唐朝灭亡，各个民族本应提高警惕，加强竞争力，以在混乱的大争之世谋求生存发展，渤海国却在此时仍陶醉于海东盛国的辉煌中不求进取，危险便步步临近。
渤海国的崛起与契丹人当年的反抗武周政权密不可分，而在建国后，契丹便成为渤海在东北地区最大的竞争者，渤海国常年在扶余府(今吉林农安,一说在吉林公主岭附近)一带“屯劲兵，扞契丹”，两家一直摩擦不断。
不过，长期以来，契丹一直未能实现内部统一，加之唐朝的存在，渤、契之争总是渤海占优。
而随着唐朝灭亡，捆绑在契丹身上的枷锁解除，契丹终于强势崛起。公元年，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在征服了突厥、吐谷浑、党项各部以后称汗，国号“契丹”，定都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南波罗城）。
阿保机雄才大略，宣称自己“上承天命,下统群生”。不但统合草原诸部，而且大量收留因河北战乱逃难的汉人流民，在草原上按照中原风格建立城敦以安置他们，并且任用韩延徽、韩知古、康默记与卢文进等汉人为佐命功臣。
有汉人为其谋划，阿保机便不满足于统一契丹各部，还要统一东北，进而问鼎中原。
十世纪初,东北的政治格局是渤海占据东北东部、室韦占据西北部和北部,契丹占据西南部。契丹要入主中原，必要先统一东北,也就必须灭掉渤海和室韦。所以，灭掉渤海和室韦成了阿保机念念不忘的所谓“两事”。
在契丹虎视眈眈的同时，渤海国上层社会崇尚儒化，重文轻武，通过科举考试晋身为士大夫被认为是惟一正途，逐渐养成了怯懦和贪安逸的习气。而民间也不再以武勇为荣，早期渤海人“三人渤海当一虎”的尚武风气也逐渐消磨殆尽。
同时，渤海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弊端此时也开始发酵。渤海国五京附近地区是其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然而其新征服的地区仍较落后，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阶段。这尤以“海北诸部”为代表,他们依然止于“缠鱼皮,逐水草”的程度。
他们和中央政权的行政隶属关系比较松散无力，加之边远地区之间交通不便，往来甚少，导致了渤海国社会以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制杂相呈现的状况出现，使渤海不可能形成统一的综合经济体系。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渤海货币的实物证据。
因此，专家们认为，渤海国没有发行货币。这与其繁荣的手工业和对外贸易是不相称的。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渤海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还没有发展到必须使用货币的程度。这种不平衡导致渤海国在面临危机时难以调动全国力量来应对，当中心地带受到打击时，边缘地区势必分崩离析。
契丹朝气蓬勃，而渤海已经暮气沉沉，两方一旦交兵，结果可想而知。
公元年，契丹占领了渤海国的辽东半岛。辽东地区是渤海国重要的人力和财赋区。失去辽东,就等于失去了一条臂膀，以后渤海与契丹的争斗中更居劣势。
面对契丹日益强大和不断侵扰，渤海国感到独力难支，于是其第十五代王也是末代王大諲撰时期，也就是公元年至年，先后5次派人朝后梁,，5次派人朝后唐，以期赢得中原王朝的支持。
但无论是后梁还是后唐都不过时四分五裂中的短命王朝，莫说支持渤海，连自身都是朝不保夕，根本无力承担恢复东亚政治秩序的重任。
在得不到中原王朝支持与帮助的情况下,渤海又寄希望于日本，仅在渤海末期就先后6次通使日本。但由于远隔大海，日本又国力孱弱，不足以渡海来援。
无奈之下，渤海甚至想到联合一直不睦的新罗来对抗契丹，而这时的朝鲜半岛出现三国对峙局面，新罗、高丽、后百济三国间斗争激烈,哪有余力援助渤海。而新罗因为与渤海有宿怨，不但不与渤海结盟，反而倒向契丹，出兵帮助契丹围攻渤海。
这样,在当时周邻中,渤海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公元年，在降服了室韦诸部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宣布：“所谓两事,一事已毕。惟渤海世仇未雪，岂宜安住！”向渤海国发动了全面进攻。
是年1月30日，阿保机亲自挂帅,率皇太子耶律倍、皇子大元帅耶律德光,将军阿古只、耶律斜涅赤等,召集依附于契丹的奚、回鹘、新罗、吐蕃、党项、室韦、沙陀、乌古等部族和国家的军队,东征渤海。
2月14日，契丹大军抵达商岭，并连夜包围了渤海扶余府。三天后，扶余府被契丹大军攻陷，挺进渤海首都上京龙泉府的大门被打开了。
扶余城陷落的消息传到上京，渤海国上下一片惊慌。渤海末王大諲撰连忙派老相（渤海国的最高官员）率兵三万出征，力图恢复扶余城。
西进的老相兵与东进的契丹军先锋阿古只部相遇。阿古只仅率区区五百骑兵,就击溃了老相的三万大军。契丹军乘胜推进，包围了上京。
面对兵临城下，大諲撰“素服牵羊”率臣僚三百多人出城投降。耶律阿保机“优礼”相待，释放回城，并派遣近侍康末恒等十三人进城搜缴兵器，但被渤海“逻卒”杀死。
大諲撰也在抵抗派军民压力下“由降复叛”，契丹军为此发动强大攻势，攻破上京，大湮譔被迫再次请罪于阿保机马前，阿保机令兵卒将大湮譔及其族属押解出城。渤海国安边、南海、定理等府及诸边节度史也相继归顺。
至此，盛极一时的“海东盛国”历经十五王年后灭亡了。从契丹围攻扶余府起至攻破上京，前后不足一个月的时间。
也许，无论作为征服者的耶律阿保机，作为亡国之君的大諲撰还是周边仰望海东盛国威仪已久的其他国家，都没有想到，如此大国会灭亡得这么轻易。
渤海遗风
为安抚渤海遗民，阿保机宣布改渤海国为东丹国（东方的契丹国之意），改上京龙泉府为天福城。
阿保机册封皇太子耶律倍为人皇王，主东丹国政。以皇弟迭刺为左大相，原渤海老相为右大相，原渤海司徒大素贤为左次相，以契丹贵族耶律羽之为右次相，以这种契丹、渤海共治的方式来维持渤海故地的稳定。
渤海亡国不过数月，耶律阿保机病故。在他死后，其皇后述律平决定废长立幼，不拥立太子耶律倍，而要扶立次子耶律德光。被封为人皇王，主政东丹国政的耶律倍从而陷入极为凶险的境地，先是被软禁，后又不得不逃亡后唐。
耶律倍的倒台给渤海人带来了巨大灾难，由耶律阿保机、耶律倍父子定下的怀柔渤海遗民的政策被废除，述律后与耶律德光惧怕耶律倍利用渤海故地夺位，于是在公元年下达了将东丹国南迁的诏令。
诏令一下，渤海故地便遭到了灭顶之灾。契丹军队将渤海各城百姓强制迁出，然后将上京龙泉府为首的一百零三座城市放火烧毁。无数宫阙、市井、寺庙、田园尽数化为废墟，渤海国二百多年的文明成果毁于一旦。
日后，当今人对渤海遗址进行发掘时，发现到处都有烈火烧焦的砖、瓦、泥土和石材，一些砖瓦被烈火烧结在一起，有的大石块甚至被烧得碎裂残断，可想而知当时大火的惨烈。
按照契丹的迁移规划，渤海人在上京人户，从牡丹江流域迁到辽阳地区，将中京显德府诸州县人户从海兰江流域迁到辽宁北镇、熊岳一带，将东京龙原府州县人户从珲春境内迁至今辽宁凤城，将南京南海府各州县人户迁至辽宁海城，将东平府各州县人户迁至辽宁新民一带，将铁利、定理府民户迁至今沈阳一带，将渤海铜山人户迁至今开原一带。
这场大迁移，涉及渤海人户九万四千余户，近五十余万人。
在强兵押解之下，渤海人扶老携幼，背后有熊熊燃烧的故国，前方则是尚未开发的蛮荒之地，一路之上不知有多少血泪。
也有很多渤海人，不想成为契丹的奴隶，纷纷逃亡朝鲜半岛，先后有十数万人。他们受到后来统一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的善待，其中一些大族还成为高丽王朝的世家大族。
古希腊雅典共和国的伯利克里曾这样自豪的评价自己的祖国：“我们爱好美丽的东西，但是没有因此而至于奢侈；我们爱好智慧，但是没有因此而至于柔弱。”
从这点看，渤海人似乎正好相反。他们吸收了唐朝的文化，却因此虚弱，他们创造了美丽的文明，却因此衰糜。所以他们承受了迅速亡国的耻辱，也遭受了这样难以想象的苦难。
而正如苦难可以使人觉醒一样，在契丹人的暴行之下，渤海人深为痛悔，一些有志之士重新焕发了祖先的桀骜性格，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复国斗争，即所谓“东京诸州盗贼蜂起，渤海、汉儿群聚，契丹不能制”。
渤海灭亡后，一些渤海遗族在牡丹江下游以东地区建立了“定安国”，顽强的抵抗着契丹。这个政权一直到公元年才被契丹所灭，前后坚持了65年之久。
而即使在渤海亡国年后，渤海的反抗仍在持续。其王族后裔大延琳起兵反辽，建号“兴辽”，但因属部叛变，仅坚持一年便失败。
在此之后，渤海人古欲、高永昌等不断起义反辽，一度自称“渤海大皇帝”，虽然这些起义都遭到失败，但渤海遗族的起义此起彼伏，一直持续到辽朝灭亡。
渤海人是靺鞨七部中粟末部，渤海国强盛时，归并了其他五部，只有最北部的黑水部始终保持独立。后来黑水部也被契丹征服，但黑水靺鞨后来衍生为女真人，在完颜阿骨打的率领下起兵反辽，将雄踞北中国二百余年的辽帝国灭亡，建立了金帝国。
在女真反辽的过程中，渤海遗族与之密切配合，成为反辽主力之一，渤海大族也频繁与金皇族结亲，成为金帝国的贵族。金朝八位皇帝中，有四位（海陵王、世宗、卫绍王、宣宗）的母亲便是渤海人。
也是在金朝统治北中国期间，渤海人逐渐与女真、汉等民族大量通婚，待到元朝统一全国之后，渤海才不再以一个单一的民族出现在历史之中。
及至今日，曾经的渤海人早已融入中国北方各族和朝鲜民族当中。也因为他们的后裔遍布中朝两国，使得渤海国的归属成为两国争讼不已的问题。
朝鲜和韩国的很多学者都坚称渤海国的建立者大祚荣是朝鲜人，渤海国史应纳入朝鲜历史的统序。而中国的学界自然对这样的说法不以为然，极力驳斥。
其实，渤海国的创立者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海东盛国曾经耕耘的土地在哪里。毕竟，渤海国并没有经营朝鲜半岛，渤海人的血汗和智慧，一直是在经营着大唐时代的东北大地，为这片神奇的土地增添着后人憧憬不已的瑰丽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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