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在刚刚结束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后，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人民大会堂亮相，习近平总书记在随后的讲话中，以一句古诗“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结尾。这句诗选自元代诗人王冕的七绝《墨梅》。↓↓↓
该诗有多个版本，但王冕题画（见上图）的原诗是：
“吾家洗砚池头树，
个个花开淡墨痕。
不要人夸好颜色，
只留清气满乾坤”。
“枫桥三贤”王冕、杨维桢、陈洪绶，以其精湛的艺术造诣而在中国书法史、中国绘画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三贤之一王冕，因《儒林外史》开篇中的那个荷塘边画画的牧童而广为人知。王冕，字元章，元代著名画家、诗人，浙江诸暨枫桥人。一生爱好梅花，种梅、咏梅，又工画梅。能治印，首创花乳石刻印章，篆法绝妙。
福建师范大学政教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骆焉名教授（浙江诸暨人），曾在年和年，多次考察王冕故居遗址和运用查阅的史料及现实成果，独著《王冕》和《再写王冕》，老年康乐报编辑部协助出版和首发工作。
年7月，老年康乐报编辑部与诸暨市美术家协会、诸暨市老年书画协会联合在诸暨博物馆举办了《赵书全人物画展》，隆重推出了根据骆焉名原著《王冕》改编的六十幅连环画《王冕的故事》，在省内外艺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
年11月，位于浙江省诸暨市枫桥九里山的王冕隐居地纪念馆正式开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葛换标，诸暨市市委市政府领导和全国各地的王冕研究者、文化界知名人士余人参加。
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的最后引用这句诗，赋予了诗句新的含义，展示了充分的自信。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新时代，新征程。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自有清香，化作乾坤万里春。那么王冕隐居地的九里山在哪里呢？《老年康乐报》曾在年12月发表葛焕标中将与陈侃章先生的署名文章《王冕隐居地九里山之所见》。
“
自吴敬梓《儒林外史》将王冕着意渲染后，多少失去了王冕本来面目，将其声名益发远播。到了他的晚年，也就是元至正十四年（公元年），这位杰出的诗人、画家，扶母挈妇将雏，举家隐居九里山。在九里山中，王冕“种豆三亩，粟培之，树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区，薤韭各百本。引水为池，种鱼千余头，结茅庐三间，自题梅花屋”1。自耕织，居桃源，其乐融融也。就王冕所存诗作、绘画成就看，归隐九里山是其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他传世的许多诗和画都作于九里山中。在山中他又接待了许多名士显宦，遗诗鬻画，纵论古今，可以说王冕是欲“隐”弥彰，隐而仍显。那么这座以名士而昭著竹帛的山究竟在何处呢？这山自明而降就歧说分陈，兹将各家之说约略述之。
诸暨九里山。清《国朝三修诸暨县志》卷四十二云:“王元章故宅在九里山麓，高士王冕自五十都郝山村隐居于此”。北京大学吴小如教授在一九八五年《文史知识》第三期所撰《元末诗人画家王冕》中也持此说。但王冕隐居为什么在诸暨九里山，吴先生未展开谈。
山阴九里山。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张堃《王冕诗选》执如是说，书末所附论文《谈谈关于王冕的评价问题》对此着墨不少。该书在前言和注释中又再次点名：“九里山以距绍兴城九里而得名”。
余姚九里山。清雍正《浙江通志》卷四十五引明宏治《绍兴府志》曰：“（王）冕，诸暨人，隐余姚九里山，种梅千树，自题为梅花屋”。
会稽九里山。《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八册王冕条云：“知天下将乱，归隐会稽（今浙江绍兴）九里山，种田、灌园、卖画为生”。
江苏铜山县九里山。王冕从京城回故里诸暨后，未几就到铜山县九里山隐居。中国青年出版社《历代诗歌选》就持这种说法。
也有学者既觉该山为绍兴九里山不妥，又一时难以确定九里山为何处，便据顾瑛所作“王冕小传”推理，误九里山成若耶山。如台湾著名学者，研究王冕的专家嵇若昕先生就有这种彷徨心理。他的专著《王冕与墨梅画的发展》，对王冕生卒年、官职和墨梅画成就以及所存画作之考证，资料详实，分析允当，立论严密，文章如行云流水，令人钦敬。然关于王冕隐居地则误。他说：“徐显的稗史集传云，‘择会稽山九里买山一顷许’。这是说王冕离会稽山九里，买山一顷许？还是在会稽境内有一山名九里，买山一顷许?……九里山可能是若耶山，而若耶山为会稽山中之一峰，去城西十五里。不过可了解的是，王冕在若耶山中，濒若耶溪买宅隐居，若耶山离最近市镇也有九里之遥，因里数不一致，故王冕隐居地并非距绍兴府城九里”2。嵇先生由于未临实地，和未见到其他一些资料，笔下不免犹豫，不甚踏实。当然无论是绍兴九里山，诸暨九里山，抑或若耶山，均属会稽山脉，这肯定是不错的，但以横亘整个浙东的大山脉概之毕竟太笼统了。
笔者参阅各家之说，走访了王冕族裔，并实地踏勘了九里山，试辨析之。
会稽九里山——如果这会稽是狭义上的会稽县的话，那末这种说法首先就可以排除，因为会稽县在历史上和现实中（一九一二年于山阴县合并成绍兴县止），都没有九里山的山名，无疑，这里所说会稽是指会稽郡而言，因为诸暨、山阴、余姚均为该郡（府）属县（南宋已称绍兴府，元代又称绍兴路，然时人多用郡望，如王冕常自称会稽煮石山农）。说王冕隐居会稽九里山只能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所撰王冕条似乎从狭义的会稽县上解释，否则怎会在括号内注上“今浙江绍兴”而不用惯例所指的县一级呢？
余姚九里山资深望重，宋《嘉泰会稷志》列有条目：“九里山在县东九里”；江苏铜山县九里山就更加悠久显赫，传为项羽和刘邦激战之地。然这两座山均不可能为元代会稽王冕所隐居。无论是《明史》、《明实录》、《保越录》以及元、明、清徐显、张辰、宋濂、朱彝尊等所作王冕传，几乎都载及名将胡大海南下婺州（今金华），北上诸暨，再经诸暨东攻绍兴时，王冕始出山入“尘”的。尽管各传对王冕出山原因，是否接受过咨议参军之职及死亡年月有左，但自胡大海军到诸暨后王冕再出山则是没有分歧的。余姚与诸暨相隔山阴、会稽、上虞三县，地处上虞东面，毗鄞县之地，如王冕隐居在那里，胡大海军不可能跨越地、穿敌阵去得到他。至于江苏铜山县九里山更远隔千山万水，中国青年出版社《历代诗歌选》的“神来之笔”不知何所据而云然。
问题关键是搞清山阴县（今绍兴县）和诸暨县九里山两说的是非真假。
持山阴九里山说认为，山阴九里山北宋《越州图经》就出现，南宋《嘉泰会稽志》再次载及，至正十九年（公元一三五九年）胡大海下诸暨，攻绍兴，就是把王冕从九里山抬至山阴天章寺的，天不假寿，使王冕壮志未酬，随即病卒于此，胡大海厚葬王冕于山阴兰亭。张堃先生是这种说法的代表，为证明其观点成立，他在《王冕诗选》附录中列出胡大海军得到王冕的线路，说胡军“其中一路出街亭、象路、铸日岭（前均属诸暨，笔者注，下同），平水（绍兴）至九山里3，王冕为胡大海军所执”。与此同时，又用王冕《山中杂兴》诗佐证：“去城县九里，夹地出双溪”，说明九里山距城九里，而今绍兴九里山距府城九里左右，诸暨九里山距县城达五十里左右，所以王冕隐居在绍兴九里山是成立的。
其实这是不熟当地地理郡望，望文生义之故。
笔者认为，王冕隐居之九里山实实在在是在诸暨县境内。
首先从朱元璋军胡大海部攻绍兴城时间和线路看。《明太祖实录》云：“己亥（至正十九年，公元一三五九年）春正月，上既抚定宁越（按至正十八年十二月，朱元璋取婺州，改宁越府，今为金华），遂欲取浙东。庚申，命胡大海取诸暨，下之，改诸暨为（诸）全州，仍命胡大海攻绍兴。”这就说明，胡大海军从金华率部攻占诸暨，再从诸暨出发向东进攻绍兴，进军方向自南而北，渐次推进。在这里，进军的方向是十分重要的，有必要赘述下三地的方位。金华在诸暨南部，而绍兴坐落于诸暨东北部，胡大海军下诸暨县城，攻绍兴府城时，屯兵于两地之间九里山麓，屯兵之地称“营盘”。清《国朝三修诸暨县志》卷十云：“营盘，明胡大海屯兵处，地近九里，宋濂《王元章传》谓屯兵九里，即今之营盘也”。王冕友人，同乡张辰所作《王元章传》对此说得颇为清楚：明师至九里，“岁己亥（公元一三五九年），君方昼卧，敌寇入，君大呼，我王元章也。寇大惊，素重其名，舁至天章寺。……大师置君上座，再拜请事。君曰：今四海鼎沸……大师再拜愿受教，君终不言。明日疾，遂不起，数日而卒。帅具棺殓葬于山阴兰亭之侧，署曰‘王元章先生之墓’”4。徐显《稗史集传》所记基本相同。这就说明，王冕入胡大海军次日即病重，未几病卒。山阴天章寺其地在今绍兴兰亭，翻越诸暨九里山即至，两地近。天章寺距绍兴城还有三十多里。九里山与营盘相距二里许，实则同处一地。正因为胡大海军驻此，明军才可以把王冕用轿抬去。由九里至营盘，再至山阴（兰亭）天章寺，是明师行军进攻绍兴城之顺道，假如说王冕隐居在绍兴城郊九里山（这座山位于县城东南，今属城南乡），一非顺道，二此时绍兴九里之地依然为张士诚军吕珍部所盘踞。所以，仅从明军进军路线上也足以否定王冕隐居山阴（绍兴）九里山之说。
其次看王冕字号，煮石山农之号是王冕隐居九里山后才开始使用的，《山中杂兴》诗之二云：“因拜山农号，生涯日日新”5。至正十七年（公元一三五七年），王冕在所作“梅花画”上题有“煮石轩”字样。煮石山是九里山之别名，《国朝三修诸暨县志》云：“九里山一名煮石山，在县东五十里，属东安乡（今为东一乡），元山农先生王冕自郝山下隐居此山，自号煮石山农。”未知九里山一称煮石山，是王冕用号后，时人别一称呼？抑或是此山原有这别名，是王冕才取煮石山之号的？迄未掌握原始资料，不敢妄论。不过按照古人时尚，一般的说，以地命号的可能性较大，如与王冕同样豪放不羁，同为诸暨人，同时期的著名文学家杨维桢就是在铁崖山攻读研籍后，又自号“铁崖”的。此类例子当然不胜枚举。所以煮石山农之号无论是人以山名，还是山以人显，总归为王冕隐居何地提供了又一证据。九里山，营盘之名至今仍显，当然，王冕所建的“煮石轩”及“茅庐三间”之类建筑当然荡然无存，唯山涧一池清水，当地人呼为“王冕大塘”，世传为王冕隐居时所筑，这会不会是宋濂传中所云：“引水为池”之“池”呢？明代纪念王冕所建的白云庵遗址也清晰可辨。更有当地村民早在“文革”期间，从九里山白云庵遗址上挖出几块历史遗留的石碑，其中一块“踪寄白云”现在枫桥陈家村，另一块“奉旨旗奖”现在放在九里山村老村长杨成根家里，还有一些可考古的东西。至今，当地营盘村、九里村的村民对这位六百多年前高士情况之熟悉令人咋舌，他们谈起王山农轶事眉飞色舞，如数家珍。这也许是茶余饭后，津津乐道，代代相传之故吧。
其三，从王冕的诗文看，王冕《竹斋集》全部诗文中，凡涉九里山的，均未直接言明郡望县属所在，这并不说明诗文中就无线索可找了。他在送《暨阳同知》七古中云：“我生山野毛发古，不是多时旧巢许。松根坐卧忘岁年，足迹何曾入官府……”6。又有五古二首，题为《琴鹤二诗送贾安同知》7。此二诗均作于王冕隐居九里山之时。前诗题目中所云“暨阳”，为唐末诸暨一度所改县名；后一首中贾治安，为此时诸暨同知，《国朝三修诸暨县志》卷五十九载：“贾治安策，大梁人，曾官诸暨州同知，辟宗正府幕，至仁和令……诗工唐七言律，字行草兼佳”。王冕隐居诸暨九里山，贾治安这位同知当然是知道的，从贾治安角度看，在其之所内隐居的名士，以同知的身份去看望是顺理成章的，故而王冕对这位儒官也酬赠“送暨阳同知”之类诗章。如果说王冕隐居在绍兴府之地九里山，以官场规矩，贾治安这位小小的七品官大概不会去越这一雷池。
其四，看王冕诗作中点到诸暨境内地名。《丁酋岁元日九里山中》云：“授时无历日，献岁喜天晴。道路何艰阻，山村似太平。梅香清海国，柳色上江城。且得兰台近，疲民稍慰情”8。丁酋为至正十七年，公元一三五七年，也即王冕隐居九里山的第四年；诗中所云“兰台”距九里山很近，今属诸暨县赵家镇。“疲民”当自指。王冕说“且得兰台近”，又一个方面证明此九里山县境所属。山阴九里，距诸暨兰台“跨越县境，约有百里”，则断断不能说近的了。
最后解释下王冕《山中杂兴》诗之一“去城悬九里，夹地出双溪”9之意。《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影印台湾嵇若昕先生所著《王冕与墨梅画的发展》中，嵇先生所引为“夹地出又溪”（该书十一页），我所见王冕《竹斋集》为嘉庆三年安雅堂版本，诸暨图书馆藏，此诗又见康熙、乾隆、光绪三种《诸暨县志》录，亦同。未知嵇先生所据何版？也许是原来误排。张堃先生注释此诗云，此山“指绍兴城东之九里山中。九里山以距城九里而得名”10。嵇先生则认为：“九里山之名乃非正式名称，只因离城九里之遥”，但又断然否认此山为距府城九里的山阴九里山，所以他出现了一种矛盾心理，最后误解顾瑛王冕小传之语，把九里山误成了若耶山，把“双（又）溪”误成若耶溪11，这就大相径庭了。诸暨九里山距诸暨县城亦远至五十里，诗中所云“城”非指诸暨县城。实际这个“城”是指历史名镇，时诸暨的第一大镇枫桥。南宋乾道八年（公元一一七二年），以枫桥为中心从诸暨析置出一个义安县，义安县治所就设在枫桥，九里山属当时义安县12。至后来，义安县遂废除，重新并入诸暨县的。但枫桥自此后繁华不衰，“上有枫桥，下有柯桥（属绍兴）”，在两浙广为盛赞。王冕生长年代距义安县废去不久，称枫桥为城是顺理成章的。再从九里与枫桥所距看，两地正约九里之遥。九里山就是以枫桥为始计距而得名的。至于“双溪”约指“九里溪”和“枫溪”。王冕《九里山中》诗云：“九里先生两鬓霜，今年贫胜去年多……九里溪头晓雨晴，松风瑟瑟水泠泠。”九里溪与枫桥镇的“枫溪”相贯，而“夹地出双溪”的双溪是指九里溪与枫溪。
史载与古迹吻合，别号与山名相契，“九里”与枫桥印证，窃以为，王冕隐居在诸暨九里山是没有疑问的。
注释：
1宋濂《王冕传》见《竹斋诗集》附
2北京图书馆影印年《台湾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嵇若昕《王冕与墨梅画的发展》。嵇文原载台湾《故宫学术季刊》一九八五年二卷三期。
3此说可能据徐勉之《保越录》，明军从诸暨州城兵分三路攻绍兴，还有二路，一为枫桥，古博岭（属诸暨），天章寺，木栅，亭山（属绍兴）；一为缸灶，横阔，茅洋岭（属诸暨），漓渚，戴旅山（属绍兴）。后二路张堃先生未列出。实则，明军胡大海部从枫桥得王冕，因九里属枫桥。
4清《国朝三修诸暨县志》卷五十一录张辰《王冕传》。
《竹斋集》卷二、卷一、卷三、卷三。
10张堃《王冕诗选》八十二页，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12《国朝三修诸暨县志》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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