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的放任政策和放弃货币国有的政策，是汉初经济制度中的两大失策。本来在秦代，货币制度已上轨道，上币是黄金，以“镒”为单位，“一金”就是一镒，计廿四两。下币是铜钱，文曰“半两”，等于十二铢，重量也真是半两。到了汉初，为了增加货币的供应量来活跃交易，同时也希望把人家的窖藏吸引出来，所以托词秦钱太重，使用不便，准许人民自己开炉铸钱，形状像榆荚，称为“荚钱”，重量只有一铢，为秦钱的十二分之一。
这一下，大家都来铸钱，搞成了恶性通货膨胀。同时各家铸的钱，分量总有出入，所以纠纷百出，市面益加混乱。吕后临朝，对此大伤脑筋，不得已下令，旧钱仍准通行，而荚钱则并未禁止，这样无补于事，于是又下禁止私铸令，但盗铸如故。
到了文帝五年，又改了花样，新铸“半两”钱，而实际重量仅得四铢。四铢钱是“法币”，即贾谊所称的“法钱”，这样便有三种货币在流通，用荚钱要贴水，用旧钱一对一，但旧钱比“法钱”重，于是又有纠纷。汉文帝为奖励大家铸造“法钱”起见，解除私铸的禁令，可是另有规定，法钱中铜的成分必须准足，如果杂以铅铁，要受“黥刑”——脸上刺字的刑罚。
但如照政府的规定，则铸铜钱就无好处，好处即在搀假。大利所趋，民不畏法，因而黥刑累累，成色不足的烂铜钱，依然充斥于市。
于此可知，当时最贵重的金属，第一是金，第二是铜，有了铜，就可以铸“法钱”通行天下。
我国的地名中，称为“铜山”的地方很多，不仅止于江苏徐州的别称。汉初诸王，吴王的封地，是有名出铜的区域。吴王刘濞是刘邦的侄子，封地计有三郡五十三城，即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与安徽东南部一带，也就是后世的所谓“东南财赋之区”。在当初列国中，最称富饶，境内有渔盐之利，又有铜山可以铸钱，国用宽裕，所以吴国的老百姓，像现代中东的科威特一样，是不须纳税的。
吴国建都广陵，其地即是繁华了一两千年，直到清朝末年才没落的扬州。在它的周围的铜山，计有江苏的江宁、溧水、仪征；安徽的泾县，江西的德兴和浙江的行县、安吉等多处。刘濞的钱多花不完，于是招致亡命之徒，在景帝时谋反，引起“七国之乱”，结果为周亚夫个别击破，刘濞穷无所归，逃到浙江温州，为当地人所杀。这都是铜山害了他。
另外一个受铜山之害的是邓通。此人与卓家有关，他的故事特富传奇性，值得谈一谈。
邓通是蜀郡南安人，四川曾有两个南安，一个在剑阁，一个在荣县西面。邓通的家乡是荣县这个南安，距临邛不远。他怎么到了京城里的，自然已不可考，只知道他在未受文帝“特达之知”以前，是个“黄头郎——御用船只上的水手，头戴黄帽，称为“黄头郎”。
长安西北龙首山下，有座有名的宫殿，名叫“未央宫”，是高祖七年，相国萧何所建，周围二十八里，造得十分壮丽。文帝在那里休息，有一天在未央宫昼寝，做了一个梦，梦见他自己要上天，但上不去，正在苦苦挣扎的时候，发觉有个黄头郎在后面推他，回头一看，看不见脸，只见他穿了件两种颜色的布做的衣服，后面的衣带上有个洞。
醒来之后，文帝还很清楚地记得这个梦，而且也很重视这个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文帝是很迷信这套花样的，心里就想要找这个帮他上天的黄头郎。
于是他临幸未央宫西的苍池，苍池之中有个“渐台”，就是后来王莽的毕命之地。渐台在水中央，四周有船，也有黄头郎，他倚着栏杆，一个个看过去，果然发现了这么一个穿异色衣服，衣带上有洞的黄头郎，与梦中所见，完全相同。
当时就在渐台召见，问他的姓名，说叫“邓通”。邓与登声音相近，登天而通，大符所愿，文帝非常高兴。
以上的记载，见于《史记》与《汉书》，司马迁与班固不免有为贤君讳的地方，字里行间所透露的消息是，文帝初见邓通，犹如清高宗初见和珅似地，在同性恋的性心理上，发生了一种极其强烈微妙的吸引作用，一见而生“孽缘”，宠幸至死不衰。在当时，文帝赏赐巨万，授以“上大夫”的官职，而这个上大夫，只是“谨其身以媚上”，伏侍文帝，极其谨慎小心。宿卫的郎官，照例每十天“洗沐”，可以外出。邓通亦宁愿放弃了假期，在深宫陪文帝。以后有了自己的府第，文帝更时时微服到他家去“游戏”。
但汉文帝到底不愧为中国历史上的好皇帝之一，虽然溺于男色，对待他所宠幸的人，仍旧很有分寸，赏赐归赏赐，不准他们干预政事，也不会听信他们的话，这样便杜绝了他们在外面招摇生事，足以在政治上造成紊扰与腐化的可能。
同时他也为他们作过长远的打算，一时的赏赐恩宠，不足以保障他们的将来，他是患难中的过来人，深深体会过世态炎凉的滋味，知道那些受宠幸的人，必定遭人妒嫉。有他在，别人自无可如何，一旦失去他的保障，他们立刻就会成为众矢之的，所以那些人该有个自立之道。
当时受文帝宠幸的人，一共有三个，除了邓通以外，另外两个是太监，一个名叫伯子，在北宫服役，所以称他为北宫伯子，此人生性忠厚，人缘极好，将来可保无虞。另一个名叫赵同，他有一项特长，懂得星象，善“望气”，此“望气”与徐夫人铸剑，看冶炉中火候的“望气”不同，是看星象的变化，照临的方位，察知何处地气衰旺，好预作趋吉避凶，祈禳化解之计。当年楚国庄生，为了救陶朱公的次子，促成楚王大赦而作的“危言”，就是从“望气”上想出来的。
赵同常为文帝的“骖乘”——陪着皇帝，坐在车子的右面。在冗长的旅途中，可以谈谈这方面的情形，破除寂寞。帝皇贵人都相信这一套，赵同具此特长，为人倚重将来亦可自立。
令人伤脑筋的是邓通，他除了会划船以外，一无所长。虽然官居上大夫，在三公九卿之次，其实这个职位并无一定的员额，职掌议论，不负实际责任，是文帝不得已而替他安排的不必上班的一个挂名差使。但虽无实际责任，居此清高的名义，毕竟为名器的滥授，只要有人提出攻击；立刻就会保不住。所以文帝对邓通的将来，一直在忧虑。
有一次，文帝找了个有名的相士，来替邓通看相。相士断言，邓通将来要穷得活活饿死！文帝一向相信龟卜星相的花样，这一次却大不服气。
他说：“邓通有我，要富就富，只看我肯不肯。怎么说他穷得要活活饿死？这话太可笑了！”
于是文帝赐邓通一座铜山。人民可以自由铸币，但铜山是属于公家的，邓通有了铜山，便可以大铸“法钱”。这比法国路易王朝，特赐某人以发行彩票的权利，还更容易发财。
话虽如此，也不是全然没有问题。邓通出身孤寒，家乡没有人可以为他经营，他本人又必须在宫里服侍文帝，滕不出空去采铜铸钱，就算有空，他也办不了这样大的事业。
这不等于货弃于地了吗？不要紧，幸好所赐的铜山，就在临邛地区，可以委托卓王孙代为经营——实际是邓通以铜山为资本，借重卓王孙的技术，算是合伙的生意。
卓家其时在临邛已有五六十年的历史，所以照时间来计算，卓王孙应该是老卓的孙子。
这时的卓家，与老卓当初到临邛时，搭一个茅篷来住的情形，真有霄壤之别。
经过三世的经营，到了卓王孙手里，他家的位于临邛城南五里地方的住宅，占地广达十里，其中亭台楼阁，自然应有尽有，此外更特辟了渔池和“围场”，作为垂钓和打猎之用。起居豪奢，“拟于人君”——’由《汉书》上的这四个字，可知卓王孙的起居享用，颇有僭越非礼之处，只是汉初法令宽疏，对于贬抑商人的“七科谪”法令，并未严格执行，兼以天高皇帝远，所以不曾惹出大祸。
及至与邓通合作铸钱，卓家的盛运，更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照史书方志来研究，邓通所受赐的铜山是一区，不是一座。他受赐铜山的地区，在今西康荣经县一带，当时名为“严道”，得名的由来，是秦始皇灭楚以后，“徙严王之旅，以实其地”，而西南夷中又有蛮族名“道”。以后一直为流放罪犯的地方。淮南厉王谋反，文帝不忍诛杀，下诏徙置“严道邛邮”之地，即是此处。淮南厉王在流放途中，不食而死，未到严道。否则，那里的铜山不会为邓通所有。
所谓“邛邮”即是临邛，严道与邛邮并称，可知两地密迩。荣经在西康极东，临邛在四川极西，虽隔一个省分，实际相距只两百里。在这个地区，属于邓通所有的铜山，可考者计有两座，一座在荣经县东北；另一座就在卓家大宅附近。都由卓王孙替他采铜铸钱。
卓王孙与邓通的合伙，契约的内容无法详知，据《华阳国志》记载，大致在名义上是一种租赁关系，所得的报酬为“岁取千匠”，这句话的解释是，卓王孙以一千名工人，采铜铸钱的总生产量，归于邓通所有。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卓王孙的手腕非常高明，他虽取得了两座铜山的实际经营权，但避免用自己的名义铸钱，其实“邓氏钱遍天下”，一大半是卓王孙发行的。他这样做法有两个好处：第一是可以避免法律责任。第二不致招摇太甚，是明哲保身之道。以后邓通被祸，卓王孙没有被牵涉在内，相信是由于那张合作的契约，请教了法律专家，精心拟订的结果。
《钱谱》和《西京杂记》都有关于“邓氏钱”的记载，说它与“天子钱”无异，可知成分极好，“币信”极佳，所以能通行天下。这时卓王孙的财富，已经上亿。
他的贮钱的巨瓮，在明朝初年，曾经在临邛卓氏故宅的水池中掘出来，“大可容五石，色如漆”。小口大腹，瓮脚上刻有文字。
邓通之富，富在他“邓氏钱遍天下”的虚名上，同时他也不能像卓王孙那样，利用财富在家乡大起园林，安享清福。他在宫中服侍文帝，几于片刻不离，有钱亦无法去用。钱，对他唯一的作用，不过是否定相士的看法，保障他不致于穷得活活饿死而已。哪知这一重保障亦竟不能获得。起因是他得罪了太子。他的得罪太子，有两个说法：一说是弄巧成拙，一说是无意的。照邓通的为人看来，是无意间所得罪。
起祸的原因是如此：文帝生了一个恶疮，发炎作脓，疼痛不堪。在当时的护理技术上，有这样一个方法，由另一个人用嘴把其中的脓血吮出来。邓通便是如此为文帝效劳。
脓血一去，痛楚顿减，但是文帝反而闷闷不乐，因为“吮痛”向来只有子女对父母才肯这么做。文帝的不乐，正因此举出于邓通而非亲子。
于是，他闲谈似地问邓通：“你看，天下最爱我的是哪一个？”
邓通不防有此一问，也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想了想答道：“当然应该是太子！”
这话答得一点不错，不但得体而且正见得本性善良。不料文帝别有感触，等太子来视疾问安时，便叫他像邓通那样，为他“吮痈”。
这是多恶心的事——太子大为作难，但不敢违命，很勉强地照办了。事后打听到是邓通想出来的花样，不仅他自己这么做，还害了别人。太子疑心邓通是故意“整”他，平时就看不起此人，这时便越发痛恨。当然，必有人在太子面前挑拨，也是可想而知的。
文帝在位二十三年驾崩，三十二岁的太子刘启即位，是为景帝。这一下邓通倒楣了，不过景帝并无杀他的意思，只把他免职，撵出京城。
于是邓通回到蜀中，住在荣经县二不久有人告发，说他在“徼外”铸钱。“徼外”可以解释为国境以外。荣经县西面就是“西南夷”，在那里铸钱，岂不是“资敌”？景帝大怒，下令查办。
一查果有其事。但实在是冤枉的。邓通什么也不会，回家又不久，而且有两座日进斗金的铜山，何必还要到国境以外去铸钱？当然是别人假冒他的名义干的勾当。
但铸的是“邓氏钱”，铁证俱在，法律责任便难逃了。
结果，邓通被抄家，抄了家还不够，因为要追缴他所有“盗铸”的钱。当时的法律，并没有“酌留本人及家属生活费”这一条，所以凡有收入——主要是他人的接济，像卓王孙那样，一定是帮助他的。可是他的任何收入，都被官吏没收，充作偿还公款之用，以致于搞得一文不名。
景帝有个一母所生的姊姊，她的名字在现代来说很难听，单名一个“嫖”字，文帝即位，封为“馆陶长公主”，颇有权势，馆陶长公主一则因为邓通为文帝所宠幸，再则看他为人老实，所以很可怜他的遭遇，不断有金钱赏赐，但一样到不了邓通手里。
这一下真的要饿死了！馆陶长公主无可奈何，只好供给他衣食，还不敢说赏赐，是借给他的，因为唯有所有权不属于邓通，才可以免予没收。
问题在这里，馆陶长公主在京城，邓通在荣经，相去数千里之遥，衣食难免有接济不上的时候。弄到头来，邓通果然活活饿死。
西康荣经县，现在有两个遗迹，一个名为“邓通城”，是他免职家居还保有铜山时的住处；另一个就是“饿死坑”，邓通死后，头上连根铜簪子都没有。
邓通得罪饿死，他的合伙者卓王孙未受影响。这因为景帝的目标只在邓通，不愿株连。同时卓王孙原有临邛、荣经两处合法的铜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无须违法到国境以外去盗铸。凡是大企业家，事业只要上了轨道，有了制度，往往只有一个因素可以使他垮下来，那就是作非法的勾当而受罚。否则即使遭遇了极严重的意外，如战乱等等，依旧有复起的可能。卓王孙固守法而免祸，就是一个最显明的例子。
不过，邓通获罪，他受赐的铜山必由国家收回，卓王孙与他的合伙关系，当然亦告终结。就这样，卓家的财富，依然无人可及，同时冶铁的事业仍旧存在，仅仅守成，亦可数世不愁衣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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