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陕豫冀，
山河相依。
巍巍太行和九曲黄河，
将四省分割为数个地理风貌截然不同的区域，
为各地孕育出自身独特的文化面貌。
不过，
巍峨太行与天堑黄河，
并未能阻隔晋陕豫冀间的商业与文化交流。
昔日兵家必争的太行古陉、黄河古渡，
和平时期则主要发挥着
商贸与文化交流等重要功能。
宋辽金元，
晋陕豫冀地处草原与农耕文明的交汇地带，
两种文明的博弈与融合贯穿始终。
在稳定与迁徙，
冲突与重建，
繁荣与衰落的交替轮回中，
晋陕豫冀间的陶瓷器，
借太行古陉、黄河古渡之助，
才得以广为流通，
同时也促使四地间陶瓷生产技术
得以广泛交流与深度融合，
共同谱写出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辉煌篇章。
为此，
本期特推出
深圳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郭学雷文章，
原题为：
太行古陉、黄河古渡与晋陕豫冀宋辽金元陶瓷产品的流通及技术交流
1
太行古陉与晋、冀、豫的瓷业
▲太行八陉示意图
太行古陉，指太行八陉，是太行山脉的八条自然通道。太行八陉，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险要，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军事、商贸及文化交流等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太行八陉中的蒲阴陉、飞狐陉、井陉、滏口陉、白陉、太行陉等，还与晋、冀、豫三省间的陶瓷产品流通及技术交流关系密切。
蒲阴陉、飞狐陉：
宋金定窑产品及瓷业技术进入
辽金西京道（路）之要隘
定窑在山西的流布主要集中在两个地区。第一是以辽金西京大同府为中心的周边地区。大同是辽五京之一的西京和陪都，有辽一代地位显赫。许多辽贵族定居于此。
同辽代其它地域一样，此时定窑瓷器已流通至大同府一带。如山西博物院藏大同南郊出土的定窑白瓷三叉提梁壶、大同博物馆也收藏一件市民捐赠的定窑白瓷同式壶。从曲阳县西燕川村、定州西关窑场发现的此类壶可知，大同所出白瓷三叉提梁壶为定窑产品。大同博物馆还收藏一件年大同市农牧机械厂送交的绞釉三叉提梁壶，从其造型、胎釉等特点来看，也应是定窑产品。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大同府一带发现的定瓷虽数量不多，但为辽时期定瓷销往该地区提供了重要实证。
▲左：北宋定窑白瓷三叉提梁壶大同南郊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右：北宋定窑搅化妆土三叉提梁壶
年大同市农牧机械厂送交大同市博物馆藏
进入金代，大同府、朔州等地纳入金朝版图，成为定瓷的重要消费地。大同府及周边发现定瓷的数量较辽代空前增多。如大同南郊正隆六年（）徐龟壁画墓，出土定窑白瓷注碗、酒盏一副、刻莲花纹小碟4件；大同云中大学M1出土定窑白瓷刻莲荷纹碟2件；大同云中正隆四年（）陈庆夫妇合葬墓（M2）出土定窑白瓷刻莲荷纹花口碟4件、带温碗注子一副等；大同金大定三十年（）阎德源墓出土定窑白瓷盖罐4件；山西平朔朔城区小康村也发现了定窑白瓷芒口刻莲花纹碟。
▲金定窑白瓷注碗、酒盏
大同南郊正隆六年徐龟壁画墓出土
大同市博物馆藏
▲左：金定窑白瓷刻莲荷纹碟
大同南郊正隆六年徐龟壁画墓出土
右：金定窑白瓷刻莲荷纹花口盘
大同云中正隆四年陈庆夫妇合葬墓出土
二者均为大同市博物馆藏
那么，这些辽金时期流通于大同府及周边地区的定瓷，是经由哪里销往山西的呢？据笔者的考察，其应是取道穿越太行山的蒲阴陉、飞狐陉一线。
穿越太行山的蒲阴陉、飞狐陉，是定州曲阳往北进入山西北部最便捷的通道。定州与蒲阴陉相邻，蒲阴陉至涞源与飞狐陉衔接。飞狐陉峰峦峭峙，仄径内通，是通往山西大同、代州之军事要隘。自金元定都北京以后,蒲阴陉作为京都的西门户,其位置至为重要。
据北宋官修的《武经总要》卷十六“定州路”条下载：
鱼台口铺，北至界首桑干河一十里，北至北界新起团标约一里，……耆老言：贼马多于此出入，易州未陷时，皆驿路也。鱼台口阔约半里。
从上揭文献获知，定窑所在地定州北部的鱼台口铺，是辽军经常出入宋地的通道，易州未陷前，有官方驿路相接。另据张重艳的研究，北宋在易州和定州均设置过榷场与辽进行贸易。定州军城寨榷场，设置时间不可考，景德四年（）已废置。易州榷场仅在太平兴国（-）年间持续了三年，之后与太平兴国六年于易州遂成县梁门口寨置静戎军榷场，檀渊之盟（）后，静戎军改为安肃军，榷场随之改安肃军榷场，成为宋辽之间的四处榷场之一。据此可知，虽然定州在景德四年之前曾设榷场，但从大同发现的辽时期定窑瓷器来看，主要是白瓷三叉提梁壶一类，数量有限，而且据彭善国先生的研究，这类提梁壶主要是12世纪初之后的产品，故知大同发现的辽时期定瓷，经定州榷场交易的可能性甚微，在辽宋对峙的背景下，极有可能是通过邻近的安肃军榷场，再经易州，从蒲阴陉、飞狐陉进入山西的。
进入金代，大同府所在西京路，河北西路定州、易州均归入金朝版图。从河北定州经蒲阴陉、飞狐陉进入山西的通道，少了原来辽与宋的边境阻隔，定瓷进入大同府一带更为便捷。这也是金代大同路一带定瓷数量陡增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位于这条通道上的广灵县南城门出土定窑白釉覆烧划花双鱼六曲花口碗、白瓷六曲印荷花纹碟来看，也可为上述推断提供佐证。
值得注意的是，定窑瓷器在输入辽金西京道（路）的同时，还深刻影响了当地的瓷业生产。应州的浑源窑、大同府的怀仁窑都明显受到定窑生产技术的影响。
在大同辽墓中，出土了一批明显受定窑影响的产品。如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出土的2件六曲花口白瓷小碟，明显仿烧定窑，但内地底留有七处支点疤痕；山西朔州辽代末期天柞帝耶律延禧时期壁画墓出土一件白瓷注碗，釉色灰白、口为折沿，碗内底有十个支钉痕；又如山西大同市东郊马家堡辽墓M1出土的白瓷狮纽盖注壶、瓷碟、碗，也明显是受定窑影响的产品，极有可能是浑源窑产品。
▲浑源窑白瓷狮纽盖注壶
山西大同市东郊马家堡辽墓M1出土
大同市博物馆藏
上述墓葬出土白瓷，主要是辽浑源窑产品。浑源窑已刊布的白瓷资料非常有限。李知宴先生年对浑源界庄窑的调查，是较为系统介绍浑源窑白瓷的资料。其中涉及的细白瓷，与定窑关系最为密切。特别是窑具中发现的覆烧白瓷支圈，是浑源窑受定窑工艺影响的最直接也是最有力的证据。另该窑的印花工艺，也受定窑影响。
不过，浑源窑印花不是简单的模仿定窑，而是形成了自身特色的印花装饰。这类白瓷在大同博物馆有完整器物收藏。有部分产品胎面加白净的化妆土,釉色白净。另外，浑源窑中开始流行的白瓷模印人物，瓷枕等器物的高浮雕模印工艺等，均明显是从定窑工艺中借鉴而来。事实上，浑源窑受定窑影响并非始于辽，从唐代浑源窑产品的造型和釉色等特征来看，已明显有来自河北邢、定二窑工艺的影响。
▲浑源窑白瓷印花盘大同市博物馆藏
▲左：定窑白瓷模印刀马人物枕
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
右：浑源窑白瓷模印人物枕残片窑址采集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藏
从大同金墓资料来看，金代受到定窑影响的白瓷数量明显增加。年大同云中大学M1出土白釉花口折沿盘，内底16个支钉痕；山西大同下庄出土白釉印花盘，盘内壁单线起花，内底九个支钉痕。以上墓葬出土白瓷中，虽明显可看到定窑的影响，但地域特色鲜明，普遍流行多支钉的烧造工艺。
▲左：金白瓷花口折沿盘大同城南云中大学工地M1出土
大同市博物馆藏
右：金白瓷印花花卉纹碗山西大同下庄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碗盘等器物碗底以椭圆支钉垫烧的工艺，在辽浑源窑瓷器中就已非常流行，早期支钉数目大多为四枚，辽晚期到金代产品甚至多达8、9枚甚至10多枚，成为大同地区瓷器垫烧工艺非常突出的特点。由于浑源窑发掘白瓷资料披露有限，对于大同辽墓中多支钉白瓷的具体产地，还难以判定。
值得注意的是，怀仁窑除了烧造备受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