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
闻名遐迩的明清江右商帮在唐宋时期就已崭露头角。自唐宋以来，江西各地物产丰富，社会经济逐趋发达，在粮食、茶叶、瓷器、纸张、纺织、药材、笔管、书丝、柑橘、烧酒等土特产、手工业品和杂货的产出方面获得较大发展，为本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加之江南逐步成为朝廷的赋税中心，而江西地处江南腹地，成为连接南北、东西地域的重要枢纽，地理上的区位优势也成为推动本地区商业发展的外部动力。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商业经济的繁荣，立足于本地物产的茶商、瓷商、木商、杂货商、药材商、纸商、书商、布商、笔商等逐步兴起，在推动本地区商业、商镇发展的同时，也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开发历史悠久，地理区位优势凸显
唐代以来特别是安史之乱后，江西地区的生产和经济迅猛发展，在诸如粮食、茶叶、瓷器、纺织和木材等行业领域兴起了商品化浪潮，在促进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区域性商人额兴起和发展壮大。
隋唐以来，随着大量北方民众迁入江西境内，以及国家大一统局面的重新确立，在新的技术力量的带动下，包括江西地区在内的江南社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国家经济重心开始出现南移趋势，商品经济发展迅速。江西毗邻江浙、闽粤和两湖、中原地区，在江南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地理区位的优势开始凸显，成为联系南北、东西地域的重要交通枢纽之一，这促进了本地区商业的发展。
江西地区开发历史悠久，今上饶市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发现了目前世界上所知的最早的稻谷遗迹，证明早在一万多年前江西地区已有稻作农业出现。夏商周时期，原始陶瓷、铸造、纺织等手工业也在本地区兴起，如新干大洋洲商墓、鹰潭角山窑址、瑞昌铜岭古铜矿遗址等。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继续发展，纺织业也取得成就，如贵溪崖墓出土了苎麻布和印花织物等纺织品。秦汉时期，制瓷业进一步发展，造船业开始出现，如汉武帝时期在南昌建造了大型战舰浔阳楼船，等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江西地区进一步发展，东晋在京城之外有三大粮仓，其中两大粮仓在江西，即豫章仓和钓矶仓，这两仓均是“大贮备之处”。六朝时，粟、麦、黍等旱作物随着北方移民的进入和统治者的推广在江西种植。制瓷和造船业等手工业继续发展，青瓷烧制逐步在本地区普及，造船由于战争需要进一步增多。官僚富商相继出现，如东晋陶侃有“滕妾数十，家童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江州刺史刘胤“大殖财货，商贩百万”；等等。
经济重心南移，江西成重要产粮区
进入唐代，筒车和曲辕犁的使用促进了江西地区农业的进一步开发和发展。由于北方人口南迁所带来的大量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江西的粮食生产比以前有了显著的进步，产量与质量都有显著的提高，成为全国著名的粮食生产基地。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全国经济重心开始向南方转移，江西成为全国重要的产粮区。水稻种植在全省较为普遍，其产量就全国而言也十分可观。如唐德宗贞元时，长安饥荒，从江西、湖南运稻米十五万石，经襄阳以至长安。宋人李正民描述说：“江西诸郡，昔号富饶，庐陵小邦，尤称沃衍。一千里之壤地，粳稻连云；四十万之输，将舳蔽水。朝廷倚为根本，民物赖以繁昌。”可见，江西的粮食生产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质量方面，饶州自开元以来，贡粳米；南丰等四县所产的红朱、银朱稻米因质量特优，皆为贡米，可见其质量之优良。
粮食产量的大幅提高，使得本地区许多家庭实现了自给和节余，这为粮食进入流通领域提供了前提条件。唐中期实行两税法后，江西作为承担赋税的主要地区之一，迫使农业生产者吧粮食产品投放市场，从而使粮食转化为商品粮。
唐末五代，大量北方移民流入江西增加了农业劳动力，而且修建了众多农田水利工程设施，促进了本地区农田的开垦，梯田、圩田得到大面积开发，扩大了粮食生产面积，成为全国重要粮食产区。除水稻外，小麦和粟的种植也较为普遍，特别是鄱阳湖平原区，稻麦连种得到推广，“麦秋桑叶大，梅雨稻田新”描述的就是稻麦连种的现象。
经济作物广泛种植，手工业得以发展
唐五代时期，茶树、果木、纤维植物等经济作物也得到广泛种植。当时在洪州（州治在今南昌）、饶州（州治在今鄱阳）、江州（州治在今九江）、吉州（州治在今吉安）、袁州（州治在今宜春）、虔州（州治在今赣州）、筠州（州治在今高安）等地都有植茶的记载，其中洪州、袁州、吉州、虔州的茶均有名茶或好茶，而饶州地区产茶最多，产地亦最广，饶州又以浮梁茶最负盛名。自唐代历吴、南唐，至宋初，政府每年从江南东、西路议购或摊派茶叶余万斤，其中大都出自江西。
果木种植以橘树为主。江西柑橘栽培历史悠久，是江南柑橘栽培历史较悠久的省份之一，所产乳柑自古著名。西晋张华在《博物志》中记载说：“柑柚类甚多，甘、橙、枳皆是，豫章郡出真者。”“真者”即真柑，即是后世所称的“乳柑”。东晋人范宁在《精隐记》中记述说：“潇湘有橘乡，洞庭有橘里，彭泽有橘市。”可以看出当时江西的柑橘成了交易的商品，有专门的橘市。南北朝刘敬叔《异苑》中也有南康产柑橘的记载：“南康有蒵石山，有甘、橘、橙、柚，就食其实，任意取足。”
唐代洪州的橘树种植非常普遍，《新唐书》中记载洪州的土贡有“乳柑”一项；北宋《太平寰宇记》中记载说：“唐朝洪州贡梅煎，开元二十五年（）都督韩朝宗以梅煎难得，取乳柑代之。”洪州首府在今南昌，辖南昌、高安、新吴（今奉新）、建昌（今永修）、丰城、武宁、分宁（今修水）七县。据清雍正《江西通志》也有追述：“唐豫章郡贡葛十五匹、柑子六千颗……”，可知唐贡乳柑已成定例。五代时期，南唐人陈陶“隐居洪州，种柑橘，令山童卖之自给”，隐居人士尚且种植橘树并且用于商品交易，可知此时洪州地区橘子商品化较高，橘树种植亦不少。抚州与洪州相邻，时领临床、南城、南丰、崇仁四县，橘树种植也不少，唐代将“朱橘”作为土贡之品；可见唐代江西以洪、抚两州为主已成为江南柑橘主要产区，所产乳柑与朱橘均为贡品。此外，江州等地也有柑橘种植，白居易描写江州水市物品时说：“见果多卢橘。”可见江西种柑橘已非常普遍，已成了市场上日常交易的商品了。柑橘的广泛种植反映出商品经济的发展。
南唐时，洪州丰城县的柑橘很有名。宋初吴淑《江淮异人传》载：“陈允升，饶州人也。……昇元中，刺史危全讽少知其异，迎置郡中，尝夜坐，危谓之曰:‘丰城橘美，颇思之。’允升曰：‘方有一船泊丰城港，今为取之。’港距城十五里。少选，便还，携一布囊，可数百颗，因共食之。”
江西种植的纤维作物主要有三种：桑、苎麻和葛。江西麻葛资源丰富，为麻织、葛布生产提供了条件。从《元和郡县图志》《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看，江西各州出产的麻、葛、苎织物有苎布、白苎布、葛布、细葛布、麻布等类。说明在江西各州，麻葛种植是非常普遍的。
《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江西作为贡品的纺织品有丝布、白苎布、葛布。丝布是种蚕养桑，由蚕所吐之丝纺织而成；白苎布是由苎麻织成的布；葛布则是织葛而成的布。在交通商业并不是很发达的唐、五代，产品的生产之地基本上是产品原料的出产地。因此，产丝布、白苎布、葛布之地也是种桑、麻、葛之地。唐代，洪州、虔州、吉州、抚州均以丝布为贡品，这些地方均种植了桑树，。洪州、虔州、吉州、袁州以白苎布为贡品，这些地方均种植了麻。而葛的种植范围最广，洪州、吉州、江州、袁州、信州、抚州均将葛布作为贡品。五代时期，吴国境内的“江、淮间旷土尽辟，桑柘满野”，江西正处其中，纺织业较为发达。
到南唐时，江西的丝织业有了进一步发展，技术亦有提高。如上饶、临川一带出现了一种新产品，号曰“醒骨纱”，“用纯丝蕉骨相兼捻织，夏月衣之，清凉适体”。风阁舍人陈乔用其作外衫，称为“太清髦”，又为内衫，呼为“小太清”，风靡当时。南唐政府于昇元三年（）出台鼓励农桑的政策：“民三年艺桑及三千本者，赐帛五十匹。”这种政策的推行，使江西桑树的种植更为广泛。而桑、麻、葛等纤维作物的广泛种植为江西纺织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带动了本地区手工业的发展。唐代江西纺织品种类较多且分布十分广泛，包括丝布、葛布、苎布、竹布、麻布、细葛布、白苎布、葛、棉布等，且各州均生产纺织品并将之作为贡品。竹布是南方地区用竹纤维所织之布，具有南方特色。白苎布和葛布是江西的传统纺织品。《元和郡县志》记载的江西土贡中，洪州、虔州、吉州、袁州均有白苎布；袁州有麻布；洪州、江州、抚州则有葛布。葛布做夏衣，轻薄适体，胜过菱纱，常作贡品。元和时期，洪州贡细葛布十五匹，抚州贡葛布一匹。到宋代，白苎布、葛布仍是江西各州的土贡之一。南昌等地出现了“一年蚕四五熟，勤于纺织，亦有夜洗纱而旦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
豫章诸县，尽出良才
此外，唐代以来江西的制瓷业、矿冶业、造船业等手工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如制瓷业，现已发现的隋代江西瓷窑仅丰城、临川两处，而发现的唐和五代瓷窑则有丰城、九江、南昌、景德镇、赣州、临川、乐平、龙南等地，其中尤以洪州窑、景德镇窑规模最为宏大。洪州窑位于丰城市曲江镇罗湖村，以其范围广、器形多、纹饰萦、釉色全而位列唐代“六大青瓷名窑”之中，其窑址面积大约为3万余平方米，废品堆积达五六米之厚，可见当年生产之盛；景德镇湖田窑场遗址与遗物堆积面积即达40万平方米，且主要烧造青、白瓷，其白瓷瓷胎白度达70%，接近现代细瓷的水平。瓷窑几乎遍布江西全境，瓷器业遂成为这个时期江西最大的手工业行业之一，其中尤以吉州窑、洪州窑最为著名，为朝廷贡品。
在矿冶业方面，江西矿产资源丰富，唐代全国矿冶之处，“凡银、铜、铁、锡之冶，一百六十八”，主要分布于陕、宣、润、饶、衢、信六州之地，其中江西占有两州（饶州、信州），为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饶州是当时全国最大的银产地，饶州乐平县银山，元和时每年产银10余万两，收税两，约占当时全国收银税总数两的58%。南唐昇元年间（-年）所置的信州铅山铜场，发展最快，全宋初出铜无算，“常十余万人采凿，无赖不惩之徒，萃于渊薮。官所市铜钱数千余万斤，大有余羡，而铜山所出益多”，遗址铜价降低。可见江西矿冶业规模之大，分布之广。矿冶业成为江西手工业中的另一大支柱。
在造船业方面，《太平广记》说：“豫章诸县，尽出良才。”江西盛产优良材料，为造船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贞观十八年（年）七月，唐太宗李世民命阎立德等“诣洪、饶、江三州，造船四百艘已载军粮”；至五代时江西造船业仍很兴盛，如南唐洪州节度使朱令赟率战舰数百艘与宋军作战，其“大舰容千人，朱令赟所乘舰尤大，拥甲士、建大将旗鼓”，其高“数十重”。民间造船业兴盛，唐代著名诗人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所描述的“舸舰弥津，青雀黄龙之舳”“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尽现江西舟船之盛，此时江西的洪州（今南昌）、饶州（今鄱阳）、江州（今九江）成为造船基地。
内容来源：《江右商帮》；慧联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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